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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蟀参俊�
春秋岁月惊恐年代
惊恐年代
母亲去世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战乱年代。她死时只有45岁，是子宫癌。当时香港虽然还未被日军占领，但已人心惶惶。
子宫癌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已不是不治之症，但50年前却算是绝症。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安排把母亲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该坟场大门前有一对联，文曰：“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
数年前我们姊妹6人又再把母亲的墓地重修重建。母亲在时我们年幼未能尽孝道，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心痛不已。
我做学生的年代和一般流亡学生没有两样，是在战火和炮轰中度过的。在北京念孔德小学时，便逃到香港；在香港的圣保禄女中和真光中学完成学业后，又逃到大后方读岭南大学。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也都是避难兼读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很穷，没有什么好比较，虽然过着“出无车，吃无肉，居无屋”的贫乏生活，反而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并不觉得太苦，倒是常常听到一些沦陷区的状况，以及日本人对沦陷区老百姓的残暴手段。和那些在日本人统治下的苦难同胞及那些做地下工作、被日人施以酷刑或残杀的爱国分子和斗士相比较，我们是较幸运的了。
日本侵略中国，又在发动对美战争的同时（珍珠港事变），也进攻了英属香港。当时香港政府对日本的抗战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星期。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机群猛炸香港九龙的启德机场，3天之后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整个九龙也被日军控制了。
当时，我们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在美国旧金山当领事，我和四个妹妹都在香港铜锣湾的圣保禄女中当寄读生。那天早上，我们寄读生部在梳洗穿制服准备上课，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第一响沉重的隆隆声，一响接一响，随着又是高射炮和机关枪的尖啸声，每次剧烈的爆炸声之后，宿舍的楼房就随之震动起来。房外、房内、走廊上人声嘈杂，收音机的声音很大，播音员用英语又用粤语大声广播：“香港居民注意！大家注意！今天不是演习，我们已面临战争，日本飞机来袭，请大家到防空洞去！”播音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的警告，当然警报的呜呜声也不断地响着，混在炮声中更为刺耳。
修女们开始指挥我们数十个住校女生，要我们赶快到地下室去——那就是我们的临时防空洞了。我从衣柜内拿出了一件暖和的外套，又为几个小妹拿了毛线衣，全部集合在长廊上，修女何着急地说：“你们还不快快地走，快！快！快！”
通过楼梯平台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对岸九龙的浓烟，只好你推我拥地往地下室飞跑。
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湿得令人窒息，我们都坐在木板凳上发抖。虽然在地下室，仍可听到炸弹爆炸声、机关枪的扫射声，每次地动山摇的爆炸后，一股股灰尘就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地下室只有三两盏昏黄的灯泡，受到震动后摇摇晃晃好像就要掉下来的样子。当时只有五六岁小妹妹香桃吓得哭了起来。修女手拎着念珠，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祷告，我们向圣母玛丽亚祈祷，不停地呼唤着我主耶稣，我们的喉咙有点发干，声音也愈来愈沙哑。时间过得好慢，木板凳却变得愈来愈硬。
大概是夜幕来临，轰炸暂时停下来了。修女领着我们上楼，来到餐厅。大家急忙排队上洗手间，又累、又僵、又饿，虽然餐桌上只有白面包和牛奶，但饿了近12小时之后，大家都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地把一切吃个精光。
接下来的景况可用“每况愈下”来形容。第一、第二、第三天修女院院长还对英军有信心，她说英军会把日军打退的，但到了第四天，外面传来消息，日军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已在九龙登陆，半岛已全部被日本占领了。
香港的情况仍不明朗，据说英军还在抵抗，而日本飞机每天仍目中无人地抛炸弹。我们每天大清早起床，穿上暖和的外套，到地下室避难。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校中的存粮不多，我们的食粮来源短缺，校中女工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店铺求情，请他们卖些罐头、饼干和面包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我们晚上睡觉的常常因为吃得不饱，肚子饿得睡不着。
我们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面包和一块饼干，罐头牛奶放点糖，再掺点水；晚上睡觉前每人半碗米饭，放点酱油。没有尝过饥饿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滋味的。
圣诞节前三天，一枚炸弹投落在我们学校的一座建筑物上，那就是离开我们避难所不远的校长办公室和教务室。房子倒塌了一半，水塔也被炸坏了，没有自来水，水源几乎断绝，还好校内礼拜堂侧有一口井，学校的女佣每天大清早和黄昏冒着被炸的危险去挑井水。因为水源奇缺，我们连洗脸和淋浴的水都没有了。一个脸盆盛放着半盆井水，六七人共用。一个水桶有半桶井水，那是救人各用一勺来冲凉（广东话洗澡之意）的。
学校女工是我们唯一的包打听，她偶尔走出校门去探听消息，消息很坏，据街坊传说，日军不但占领了九龙全部，而且香港的浅水湾、深水湾，以及山顶的英国人住宅都已被全部占领，又说很多英军已被集中到赤柱的集中营，又说许多外国人（如法国人、德国人等其他欧洲人）都被召集到九龙的半岛酒店，等待遣散或处理。女工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她又听说不少以前在商店内做店员或小老板的日本人都穿上了日本皇军的军装，原来这些人都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间谍，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是香港的统治者了。
圣诞节前夕，轰炸停止了。跟着来的是恐怖的沉寂，传说英国人已全部投降了。
午夜修女们领着我们40多个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祷。那时不知道是电厂被炸，还是停电，总而言之，我们只靠点蜡烛做火光。我们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别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数点星光。在不断的祷告中我暗自问道：“上帝啊，圣母啊，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祈求吗？为什么不来救救我们啊？”
12月25日圣诞节，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该是个欢乐的日子，但那一年真是个充满苦难而又倒霉的节日。
日本统治者宣布英国正式投降了。日军进入香港接收并维持秩序，不少地区有人放火和偷抢食物，有些地区秩序很糟糕，日军杀人、强奸又抢东西，不少暴徒也乘机打劫。
圣保禄书院是属于比利时修女管理的，日本人并没有对比利时宣战，而且这个修道院一无所有，只有几名修女和我们这几十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但谣言满天飞，听说残暴的日军不但强奸妇女，而且用刺刀和利剑杀人……我们听了这些真是不寒而栗。
从圣诞节到新年，我们都躲在宿舍里，虽然可怜，但至少我们不需要再整天坐在地下室的冷板凳上了。外面的消息说日本兵扛着枪，有些拿着刀，到处横行，占领了不少豪华住宅，又说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农村人，没见过抽水马桶，他们还喝抽水马桶的水。
躲在宿舍内我们唯一的消遣是读书、读圣经，但外面时有枪声，也可以听到日本兵的呼喝声，还有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替他们做帮凶、做翻译，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家喊的“汉奸”。我们知这日本人正到处抢夺，他们哪一天会到我们的校舍来，那是时间问题了。
大概是新年过后的第三四天吧，日本人来了。当晚我们刚刚准备上床睡觉，门外有人呼喝着日本话，而且用枪杆打大门，修女们要我们赶快上床，盖上被子装睡，女院长领着两位修女、两位女工前去开门。修女吩咐我们不要乱动，躺在床上，不要出声，但我们都在被中发抖。
在床上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皮靴声由远而近，有人在喊道：“他们上来了！”
不一会儿，10多个身穿军服的日本兵，后面跟着两个中国翻译，他们就在我们睡房外面的课室。而课室本来是会客室，现在为了集中管理，改成了我们日间唯一活动的地方。他们对修女问了些话，然后那翻译说开门，那是我们睡室的门，门打开了，他们走了进来；我闻到酒臭味，并把头缩在被窝里偷看，我看到他们的皮靴，沾满着污泥。修女把我们珍藏着的手表、自来水笔（那时还没有圆珠笔）从柜里拿出来，用颤抖的手奉送给那些无赖。
他们和翻译咕哝了几句。翻译说：“他们还要。”
修女说：“都给你们了，没有了。”彼时，修女脸上流着汗水。
日本兵把手表凑到耳边去听那声音，又把墨水笔扭开来查看一番。他们仍在嘀咕着，他们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了，商量了一会儿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在室外，翻译大声对修女说：“他们明天还要再来。”
当时我心想：明天，明天，后天，后天，还有多少个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难民的明天、后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难道这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该受的折磨和灾难吗？
后来学校门口多了一位宪兵守门（可说是守卫兼监视），任何人出入都得经过这道关口，而且还得向那些日本人鞠躬行礼。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我们要受英国人的歧视，因为我们要逃难；现在日本人来了，我们又成了他们的阶下囚。于是，我决定，我们非逃走不可，不然一辈子的命运只有被别人摆布。
1942年正月中旬，大姐静宜和我们联系上了。她1941年底刚在香港半山的英国人办的圣玛利亚医院护士班毕业，毕业后就被医院留在那儿工作。香港沦陷前后我们无法联络，也不知道她的情况。1月中旬她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说她还好，但要留在医院工作，照顾伤兵，暂时无法到学校来相聚。我也托人带了信给她，算是互报平安。
后来大姐知道我们宿舍的粮食短缺，有一次设法从医院里托人带了些杂粮给我们，但杯水车薪，只够我们打牙祭；而且也只此一次。我想她每天也只能吃个半饱，无法再有剩余粮食接济我们了。
日本人对我们这群无辜的修女和学生算是特别施恩了。
我们领到每周发一次的粮票，到指定的地点去领粮食。粮食很简单，有黄豆，包心菜和一些沙子混合的米，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拿到半瓶花生油。每次女佣人带着空瓶子出动，拎着盛着油的瓶子回来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就像被邀请去吃喜酒一般。若是拎着空瓶子回来我们就很沮丧，因为整个星期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的豆了，吃加点盐、和着沙子的粗米饭，改一天又换个口味，吃使人想作呕的又黄又老的包心菜。有些店铺在日人的统治下又重新开张了，但物价很贵，修道院又穷，偶然买得一两斤肥猪肉或者腊肉，那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有几个学生和家人联络上了，她们离开了修道院，到后来只剩下我和4个妹妹。人口少了，我们就稍微安定下来，每天想办法，希望拿到离港证。香港已成孤岛，日军不准年轻力壮的人离境，因为他们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妇孺假如有领队，是可以拿离港证的。修女们是死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