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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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常受英国人的欺侮。她说：“日本人不会比英国人更坏。”我没有答话，我自小即对殖民地这个名词憎厌，英国人、日本人在中国都横行无道。我还记得“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姊妹随着父母逃到天津避难的情景，后来中国政府正式割让了东北给日本，我们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时年纪虽小，但印象却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我永远忘不了日本宪兵那种傲慢、凶恶而又蛮横的脸孔和态度。我没有时间和心情与那位印度护士辩论，我该感谢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们虽在忧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忧患中，寒冷的2月到来，是农历的冬至吧。太平岁月中，香港人是随俗过农历年的。我记得母亲在世时，我们逢年关家中就开始热闹起来，佣人们忙着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点心，像个圆球，可以摆放很久）、萝卜糕，又准备了各种糖果、瓜子、还有很多莲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东西。年夜前各家各户都互相送札，由女佣人担着礼盒送年礼；当然客人不会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谢意，然后又得把一份红包（内有礼金）放在礼盒内，又得给来人赏钱（广东人曰“利是”），再请来人多谢主人，皆大欢喜。这样你来我往，从腊月中开始，直到除夕。
除夕前我最喜欢和母亲一同去逛花市。为了图个来年大吉大利，家中要有串钟花（取其长久之意）、要有小桔子树（取其大古大利之急），还有水仙，水仙是吉祥的植物，放在云石盘中别有一种幽香之气。
毕君家中富有，又是长子，他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当然可以去美国留学，但他没有去。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投效中国空军，参加抗战行列。这些都可以代表第二次大战的热血青年。华君之弟后来在空军战役中牺牲了。我和毕君相识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弟己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如何离港入内地大后方读书和工作时才谈起，而且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曾提及大姐在香港认识了一位医生，他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他不懂中文，但会说广东活。父亲是吉隆坡的富户，有几处大橡胶园。他出入有汽车，在香港还有一栋华丽的房子在半山上。他对大姐很好，我们觉得他为人和善，很风趣，常常爱说笑话，当我们伤心失意时，尤其是丧母之后，他常常想尽各种方法逗我们开心。他也会在假日驾着他的敞篷汽车带我们去浅水湾、深水湾兜风。我想他很爱大姐，但大姐对他有点若即若离。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这位医生来到宿舍看望大姐，他仍继续在医院工作，跟着毕君和他的同事，还有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学一起来了。这两位兄妹我也该给他们一个姓名了，男的是邱有耐，女的是邱慕华。那位医生姓杨，我们就称他杨医生吧。
大伙儿坐在宿舍的会客室内，毕君带来了一包花生米，还有两盒饼干。工友说是特别招待，还泡了一壶茶。
毕君和邱有耐都已设法替我们领取了离港证。邱慕华已探听到一些消息，我们的大学已决定搬入内地自由区，到广东的粤北，或到广西的梧州还未决定，要学生们自己设法到桂林集中。大姐希望到大后方找工作。毕君对大姐说：“你这种人才国内最为需要，内地医院设备简陋，医生、护士奇缺。”他又对杨医生说，“你可知道在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他们的领导人是美国有名望的飞行教练，名叫防纳德。他是蒋介石和蒋夫人宋美龄特别邀请来中国训练中国空军、并助中国抗日的。我的弟弟在空军做飞行员，对这队美国军人赞不绝日，听说这批志愿队也急于在重庆和昆明征募医生和护士，你和静宜（即我的大姐）一定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尤其是你的英语比华语还流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我是第一次听到美国有一支空军志愿队替中国打仗，也是第一次知道毕君有个弟弟在空军当飞行员。这对我是新闻。
大姐先发问了，她说：“你想我们真的可以在重庆或昆明找到工作？”毕君说：“内地正需要很多人才，可惜有些青年却到美国去避难了。”大姐说：“我想去内地工作。”毕君说：“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自己不救中国，谁来救中国。”我心中暗想我真的没有看错人埃杨医生一声不响，他似有所思，大家望着他。这时他说话了：“我不准备走。听说大后方生活很苦，我是做医生的，我不懂政治。无论英国人、日本人我们都是为病人服务。”
毕君说：“你错了，日本人要征服中国，也想要征服全亚洲，和德国人要征服欧洲同一路货，你知道吗？”
大姐面色很难看，我想他对杨医生的想法一定很失望。
这时她也说话了，这话是对杨医生说的，她像是问他，也像是警告，她说：“我们大家都决定离开香港，你真的要一个人留下吗？”
杨医生苦笑道：“我希望你也留下，我们将来可以一同回到马来西亚去。我想这场仗不会永远打下去的，无论谁胜谁败，我们不愁没钱过日子的。”
毕君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做亡国奴！”杨医生着急了，也发怒了，他说：“谁是亡国奴，你的弟弟是空军，你来香港大概也是做地下工作。你把6个女孩子都吸引到内地去，你真能照顾她们吗？你父亲有钱，你有理想，值得几文钱！”
大姐把杨医生拉到一个角落，他们两人在低声争论。
毕君坐到我的身旁，他的两只手握着我的两只手说：“到内地去生活会很苦，但我相信我们会经得起考验的。这儿不能久留，美国空军将来一定会大大轰炸这个孤岛的，到那时想逃都逃不出去了。你明白吗？”我点头，我明白。我问：“那些美国空军志愿队很有办法吗？他们真的会协助中国空军打退日本鬼子吗？”毕君肯定地说：“当然啦，我弟弟常常说这队志愿军真是了不起，内地的老百姓都喊他们叫飞虎，比这儿香港的英国空军不堪一击强多了。”
邱氏兄妹又和我们商量了一些准备事宜，就先告辞了。
毕君离去时杨医生还和大姐在那儿争论不停。他对静宜大姐道别后又对杨医生说：“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会后悔的，到那时恐怕太迟了！”
是的，杨医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后来真的后悔了，不到一年他也追到内地来，但他已追不到静宜大姐了。直到抗战结束他还千方百计希望大姐会原谅他，但他的努力是徒然的。杨医生决定不离开香港那一个时刻，他就已失去了一样宝贵的东西，那是千金万金买不到的：爱人的信赖和尊重。
春秋岁月逃亡
逃亡
1942年6月初我们离开了香港，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首先从香港乘船到澳门，每人限带行李一件。在这之前我们把家里历年保存的古玩、古董书画装满了几大箱存放在大姐的印度女同事家中，因为这家印度人不打算走，也答应替我们保管，此外有些母亲陪嫁的贵重金银器皿也装了箱，交给毕家保管。母亲有不少钻石、翡翠、珍珠、蓝宝、绿宝以及金银首饰，我和大姐商量要带走，将来需要生活费时或可变卖。我和大姐两人偷偷地把这些宝物缝到冬天穿的较厚的棉袄里，我们又想到一个妙法，在几本书册当中剪穿一个洞，把一些钻石耳环和戒子放入洞中，再用绳子把书本捆好。还算幸运，没有被日人查到，过了关。
后来一部分首饰虽然贱价而沽，倒是救了燃眉之急。而那些留存给印度人家的东西则被那家印度人全部吞没，他们说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当然是假话，因为我们存在毕家的东西他们原封不动地全部交还给了我们。这也可见忠厚人家终究是忠厚人家，而不老实的人就会趁火打劫。总而言之，我在久经忧患之余得到一种哲理，那就是人亡物在是伤心事，而物丢人在总算是有福分了。我们全家6姊妹能数度逃出虎穴，而多次遇到善心照顾我们的人，也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去澳门的船很挤，也没有头等、二等之分，总之拿着行李能够挤上船就算是幸运了。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船，但船舱内已挤不进去，只好呆在甲板上，把行李放在身旁；坐定后根本不敢再移动，因为后面还有不少人你推我挤地要抢着上船来，假如稍微移动一下，位置就会被别人占去了。
船行得很慢，大概人太多了，一定超重，还好没有沉船，不然大家都完蛋。我还记得1949年大陆人从上海逃到台湾，有一条重庆轮就在行驶到台湾的基隆港途中，还未到达，船就沉了。全船旅客都送了命。船上还有一位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也同归于尽，葬身鱼腹，悲惨之极。
我们的计划行程是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入广东的郁林，由郁林再入广西的桂林。这条路线有领路人可以不经过日人统治的沦陷区，那些城市当时还未被日人占领，到了1943年湘桂大战，许多广东、广西城市相继失守，当然那条路也就行不得了。
到了澳门，我们又脏又累，暂时栖身在天主教室内。父亲有过来电告诉我们已把我们的旅费汇到天主教堂内，由天主教室转交、但天主教堂内的神父说根本没有收到，这事使我们非常丧气，但天主教堂也不能久住，我们也不能多等，只好先到了广州湾再作打算。还好我们稍有积蓄，大家商量澳门不能久留，走为上策。
1942年夏的广州湾挤满了来自各地的难民。大家都在等交通工具或领路人再往前进。领路人既要回避日军占领区，也不敢走近共产党（当时是第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的地带，这样当然要绕圈子、走远路。我们姊妹6人的目的地是桂林，要和学校联络上，然后还要安排几个妹妹的去处，她们也得上学，在内地等候父亲的消息，再作长远的安排。毕君目的地是重庆，邱氏兄妹也去重庆，因此我们这一行人可能在桂林就要分手了。
有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在广州湾邱君说认识一位生意人，有意买些珠宝，我和姐姐两个傻瓜把母亲名贵的钻石戒子和一对钻石手镯、一条钻石项链全套交给了那位商人，他说第二天会把现金送来，我们还庆幸天无绝人之路。当初我们姐妹两人商议把首饰交给那陌生人还是瞒着毕君的，因为毕君说他有存款，吩咐我们非不得已时绝对不要变卖珠宝，但邱君却对我说我们姐妹已连累了毕君这么深，不当再向他借钱，我心中实在有歉意，因此才偷偷地拜托邱君找人来买母亲的首饰。当然也该怪我们这些年轻人无知，更不认识人心之险恶，我们第二天左等右等，那个拿了宝物去的家伙根本不见踪影。
邱君到他住的旅社去找他，掌柜说那人已于当天大清早走了。
走到哪儿，没人知道，到哪儿找他，更是大海捞针了，这是我们活该上当。
毕君晓得了这件事把邱君大骂一顿，然后又对我们姐妹说：“你们两人也不对，我不是早已答应会照顾一切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一晚上他很生气，一人坐着不断地抽烟，也不和我说话。我说：“就算我们倒霉吧，人说破财消灾，钱是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