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条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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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进去恭恭敬敬地问：“老板！你们这里需要学徒吗？”“不需要”这句话最常听到的。
为了考高中，我更是烦恼，因为一般人认为，高中有军训，有体育，这两乎不及格，不能长级。“升学”再度困扰着我思绪。后来我大胆地写信去商工日报的“读者服务栏”请教。省政府教育厅解释：跛脚能走路，可以考高中。
考取后我被编到最好的一班。体育老师，军训教官都特别准许我不必参加激烈的活动。每逢寒暑假，我都回家去捡花生、捡豆、抓鸟或泥鳅来卖：或在路口摊子卖槟榔、冰水或玩具。可是假期一满，往往仍然需要家人补助，方可注册。
一天，教务主任通知我到校长室去会见中华日报的陶记者。他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又叫我带书包和帽子同他们一齐下楼。他叫我骑车子，他站在校门口拍照片，他说：“我想发表你的故事，对此我有两个主旨：第一就是给社会上那些不幸的儿童做榜样。第二就是徵求医学界人士，请他们替你装义肢。”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学期结束了，但报上仍然没有发表我的消息。高三下学期，调来一位戴博文校长，他是伟大仁慈的教育家，每天早自修及晚自修，都要亲到教室来巡视好几次。
有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温和地说：“我每次从走廊经过时，都看到你跑在黑板前面写字，这样一定很苦吧？”
“不会的，已经习惯了。”
他又说：“假若有人能替你装义肢，你肯接受动手术吗？”
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他说：“经济方面我们可以请求社会人士帮忙。如能找到医生，我一定让你和大家一样的站起来。事情还没有做以前，可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心里充满数年来所没有的兴奋。
“黄河自有澄清日”
毕业考试成绩公布后，我决定不参加毕业典礼。五哥已经结了婚，住在民雄山上，我预备去五哥处准备功课。到山上后两天的一个晚上，几个小孩跑到山上来，大哥三哥四哥都来了，兴奋地对大家说：“前天和昨天的中华日报，都刊登邓丰喜的消息，有许多人愿帮助丰喜完成大学学业，还说他们准备明天要到学校看他，所以现在我们来载他回去……”
哥哥背我下了山，坐在三轮车上，驶出山麓，细雨濛濛，一股山风吹来，直扑面颊，凉凉的。车灯照在脚下的黄土上，马达声响彻了寂静的夜空。心情非常激动，内心满怀希望，期待光明的降临。三轮车足足跑了两个钟头才到达老家。走进房里：“妈！你还没睡着？”
她浮着笑容坐在床头说道：“我呀！已经睡了一觉。这几天，真是轰动极了，刚才有个人来咱们家，要你和我们两老参加毕业典礼，但我不想去。”
“妈！为什么呢？”
“我从来没见过大场面。”
爸爸拿了一张纸递给我说道：“这是人家教我去背的。”
我有点好笑，何必背这死板台辞呢？“已经快两点了，你们睡吧！”我自己也上了床。闭上眼睛，夜更深了，然而他们没有入睡的样子。啊！爸爸！妈妈！多少年来，你们为我奔波劳碌，用你们的泪，一滴一滴把我破碎的心滴得坚强有力，我要用更多的信心来弥补自己天生的残废！
次日一早，爸妈先出去，我独个儿去乘车。我看时间还早，便先去找陶记者。他告诉我：“报道后，反应良好。”他指着桌上的报纸叫我自己翻。
巨大的标题字写着：“先天畸形，人和命争，残疾青年邓丰喜，勤学苦读庆有成。”底下的小标题写着：“生来没小腿，走路地上爬，爬进学校之门，终于战胜命运。”报纸并报道很多同学捐款助我完成学业。猛然想起今天上午要举行毕业礼呀！便匆匆走入校门。
“你怎么现在才来？”每个人都这样问。班长把一包奖品交给我说：“校长叫到你的名字时，所有来宾都瞪大眼睛等着看你，掌声震破屋瓦，可是没有你的影子。”
爸妈看到我，疑惑地问道：“你到底上那儿去了呢？”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那包奖品，上面写着“最佳精神奖”。打开一看，是一本精装的日记，及一支名贵钢笔。日记首页写着“自强不息”，底下写校长戴博文赠。聚餐后，记者为我们拍照。我站在中间，左右是父母亲、校长、家长会主任委员等。后来我再往山上去，为考期作准备。
一个细雨濛濛的深夜，爸爸跑到山上来，欣喜地说：“一位徐大夫，看了有关你的报道，特地由台北赶来，要免费帮你装义肢。”
父亲催我赶快穿衣服，跟他上山顶去，再世义肢矫正院的徐锦章院长坐在计程车上等着。我们到达时他将车门推开说：“进来吧！”
我问他：“我能不能装义肢？要不要动手术？如果要锯断，我不想去。”
但他抢着说：“先进来吧！研究研究再说。”
抵达北港时，已是两点多钟了。临睡时，徐大夫把他的“左脚”脱掉了！原来他整条左腿全无，装了义肢后，却毫无痕迹。我兴奋，欣喜，我幻想着站起来的一切。
第二天，我们到戴校长家去。徐大夫说道：“丰喜的小腿因为萎缩得很厉害，不必锯掉，就可以装上义肢了。”
离开故乡时，爸妈扶我跪在祖宗“神座”前，三人各执一束沉香。他们说：“孩儿今天要北上，祈祖先赐给平安。”
我在台北考完大学后，找到了徐大夫。经过了检查，观察，思考，试验，他绞尽脑汁才制出左脚来。右脚更难了，不断地装装脱脱，增增减减，赏试又赏试，终于他成功了。
当第一次帮我套上两只用不锈钢及铝制成的义脚时，我很激动！我就要和常人一样站起来了。
义肢将好后，徐大夫叫我：“站起来！”我依他的吩咐站了起来。重心不稳，哗啦一声，像棵树般地倒下去了，他的助手走过来，伸手要把我扶起，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用自己的力量慢慢地，机械地，攀着椅子站起来。
我企图向前走时，就像初学溜冰的人，更像踩高跷的人，摇摇摆摆，跌跌撞撞。徐大夫请人拿了一根拐杖给我，然而它也“靠不住”。一滑，便使我跌倒了。
摔了又再爬起来！我终于告别了爬的岁月，甩掉手中的拐杖。
装上义肢，我突然高了一尺多，虽然右脚尖会触着阔裤管，但是一切尚称良好，不注意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在义肢装妥前，我已考进中兴大学法律系。有一天突然有个同学问道：“记得有个跪着走路的同学，开学后，为什么没有见过他呢？”我说：“我就是他呀！”
我发现了阳光
装上义肢后，往日的自卑、畏缩、统统消失了。我活跃，我好动。只要有人约我，我一定奉陪。
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班上举行一次舞会。舞会开始了，班长第一个请我跳，我告诉她，我的脚尚未跳，心就开始跳了。她抓我一把：“怕什么？都是自己人。”
音乐开始了，我拉着她的手，屁股一摇，要部拼命地扭，两人撞做一团，她的脚被我的铁脚蹂躏得体完肤。然而她陪我笑着，并无厌烦表情。
那夜，几乎每个同学都来邀请我跳舞。只要她们一邀请，不管是三步的，四步的，扭扭的，滚滚的，我都跳下去。
吴继钊是我系里的同学，我们是在一个夏季里认识的，我那时是三年级生。我们经常在系研究室里看书。有一天，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红着脸走过来说：“邓同学，请教一下好吗？”我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我恐怕在室内讨论会吵到其他同学，因此我们走到校园的树下坐下。
问题解释完了，她跟着说：“早在两年前，我便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了。”
她希望我能把我一生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听完后流着眼泪说：“在我的心目中，你并没有缺陷，有缺陷的应该是我。”她解释说：“因为我虽有健全的身体，却没有去发挥它们的功能。”
有一天，我告诉她：“我不但家贫，而且脚又不好，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被我连累，所以你最好……”
“你以为和你在一起的人，是为了你家的钱？”她顿了一下说，“而且外表的缺陷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好好的独立自强，将来成功了，别人只记着你，不会想到你的缺陷。”
我当时很感动。望着她，我发现了灯塔，发现了阳光。
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密，我们一起研读，一同吃饭时，她替我端汤、盛饭，一起郊游。平路我用脚踏车载她。遇到斜坡她就跳下来帮我推车。并且将代课所得的钱，悉数资助我。为了使我英文进步，她鼓励我去补习，为了使我文章进步，她极力鼓励我投稿。雨天，她会撑伞来带我回家。
继钊的祖父，是江西望族，除了江西外，四川还有田地、商店，当地人都称他为“财神爷”。民国三十七年八月，赤祸蔓延至重庆，他们不得不背着弱女跟着国边辗转逃难。
到台湾后尚未来得及把行李拆开，便被小偷得一干二净，只剩下身上所穿的衣物。为了生活，他们只好去做仆人、下女的工作。
正当我们沉醉在爱里时，她的父亲知道了，立刻来了一封限时信，要继钊迅速离开我，免得将来大家不愉快。
就在期终考试的前几天，继钊失踪了。
毕业虽带给我欣喜，但也带给我苦闷。我没有找到工作。坐在校门旁边的石阶上，望着校园内那些穿学士服的同学。正在那儿拍照留念。我是孤独的。
我不顾一切后果乘着南下的火车，到广东继钊的家。原来她是经不起种种打击而逃回家的。她一再哭诉父母：“唯有和他在一起，才有生存的勇气。”可是父母强调：“嫁给一个残脚的人，一定会受到数不尽的折磨和揶揄。”她利用种种方法来说服他们，并举出我许多往事证明“他和常人一样”。我更一再向他们保证“一定要使继钊过着比别人美满而愉快的生活。”
终于他们心软了。含泪抱着继钊痛哭一场。最后答允我们的婚事，但有一个条件，要聘金十万。
聘金十万，对我来说是个致命伤。但我有勇气接受这个“挑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注）。
稍后由于北高戴校长的推荐，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口湖国民中学任教。
我们结婚的那一天，继钊的亲戚分别由广东、台南赶来。我们洞房就设在嘉义永兴旅社，宴席设在嘉宾阁。这次婚礼的费用，可以说全由我的胖叔叔邓偕的支助。
傍晚，我们坐进豪华的“新娘车”。在乐队的吹奏下，我们驶过最热闹的市区，然后才到嘉宾阁。我们步向结婚礼堂。早就来到的电视记者们不断地向我们拍照，照得我们眼花撩乱。两旁亲友们的掌声、炮竹声、奏乐声，几乎震破屋瓦。
我看到老母亲杂在人群中，立刻趋向前面，叫了一声妈，她含着泪，粗糙的手摸了一下我的面颊说：“妈妈实在太高兴了。”
走近台前，聆听证婚人——戴博文校长的祝辞。今天参加的人，都是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人。其中有李守孔老师夫妇，还有 徐锦章夫妇，以及其他老师和同学。
（注）邓丰喜从银行借了四万无，跟同学朋友借了二万，余数则由邓偕的补上。
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新娘流泪了。但这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