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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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
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
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
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
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
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
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
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
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
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
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
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
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110114110114 第42节：“国如用我何妨死”（1）
“国如用我何妨死”
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
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
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报》被
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
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
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
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可是在
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
，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
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
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将门之后”的豪气，“七七”事变时
，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杀敌的
经验”。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
的祖国。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
这个建议，使父亲怦然心动，他想到家乡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山险，正是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好地
方。“国如用我何妨死”，这个愿望和诺言可以实现了，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
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虽已是43岁的年纪了，但他仍然热血沸腾了，
他兴奋地同意了四叔与家乡青年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要投笔从戎，扔掉笔杆拿起枪杆。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父亲用他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
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误会。呈文是递上去了，
结果呢？被拒绝了！
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
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
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写
了一部小说《巷战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实的。
事隔多年，听母亲打趣父亲这段“投笔从戎”的往事时，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架上老花眼镜，手托
步枪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芦，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亲那斑白的头发，笑而不答的清瞿面孔，我们笑不出
来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亲在武汉时，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书。那就是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
选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从命。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为在此以前，他都是愿作“超人”，从不做官，从
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由于报国无门，父亲把爱国热忱及一腔孤愤，全都书之于纸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
第43节：“国如用我何妨死”（2）
小说，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对于军事又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为了写好游击战小说，他积极
地搜罗材料，并向打过游击战的朋友请教，而且《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允许父亲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抗
战初期父亲写的抗日游击战争小说有：《红花港》（发表于香港《立报》）、《潜山血》（未完篇）、《
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的《申报》）以及前文
说过的《巷战之夜》。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父亲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的有关游击战的小说，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战之夜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写小说从来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提炼升华，在他
写的一百多部长、中篇小说中，都是以生活为依据，然后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巷战之夜》和《大江东去
》却是个例外，这两部书都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战之夜》写于1939年，是应张慧剑叔之约而做的，那时他还未到重庆《新民报》工作，《新民报
》“三张”尚未大会师。因友谊之故，父亲是不能不写的，所以就写了这部《巷战之夜》，连载于慧剑叔
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初名《冲锋》，次年江西《上饶日报》转载，易名为《天津卫
》。前一书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冲锋情节，后一书名则侧重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天津的事实。在北方，人
们沿袭历史的习惯，称天津市为“天津卫”，而不是说天津市，因而《天津卫》与“天津卫”，是巧妙的
双关语。1942年，该书出版单行本时，抗战已进入第5个年头，大后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使父亲痛心
疾首，于是他又增写了第1章与第14章，极力加强对“夜”的描写和渲染，从夜的巷战开始，到不是巷战
的“巷战”之夜结束，首尾遥相呼应，使读者在振奋激昂之后，又掩卷叹息，对比鲜明，令人深思！
《巷战之夜》的主人公张竞存的原型，就是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书中的故事，都是我四叔亲身经历
的。他原来在北平协助父亲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兼国画系教师，他本来是学美术的
，自然是驾轻就熟，俗语说的“熟门熟道”之谓也。1935年父亲被迫停办了“北华美专”，南迁以后，四
叔即迁往天津。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略军将罪恶的战火燃向天津。此时四叔已将四婶及儿女送往南方
，只身一人留在天津，他亲眼看到了日寇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民众，这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他愤怒，也使他
热血沸腾！于是他动员了本胡同的居民，和29军的爱国战士一起，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巷战。四叔虽
然是学艺术的，但是他自幼喜爱拳棒，在北平求学时，曾向著名拳师丁才老师、李四爷学过拳术、棍棒，
可说是武功精湛。在巷战中，他挥舞战刀，英勇杀敌，虽然身受重伤，仍然奋不顾身。在这场战斗中，军
民同仇敌忾，手刃寇兵无数，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
《巷战之夜》是根据我的四叔口述的亲身经历，父亲加以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本书采用倒叙手法
，第1章“ 周年纪念”，是在夜色中一支安徽潜山游击队正整装待发：
游击健儿，穿过了四周的树林，在庄屋门口的打稻场上集合着。这稻场上并没有别的声音，只是稻场
外的水塘，青蛙像放着田缺口一般，来了个千头大合唱。它们不知道有战争，照常地唱着大自然之曲。不
完全的月亮，钻出了云片，在十丈高的大樟树头上，偷窥着水塘与庄屋，在她偷窥之下，不怎么明亮的月
光，照见了稻场上有几十个人，成排坐在地面休息。除了蛙曲，依然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想到这些人的沉
默。水塘里的白荷花，被露水润湿了，正散布着清香。清香环绕在每个人的头上。
第44节：“国如用我何妨死”（3）
月色苍茫中，有人发言了：“各位同志，在去年今夜以前，我还是个教书先生，不解得打架，更不解
得杀人。自从去年今夜在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