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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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君主的第二个条件，是要“了解民意，尊重事实”。孟子和墨子一样，也是主张贤人政治的。他理想中的治世，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与墨子的主张没什么两样。但是，孟子的选贤，却不是君主、长官、上级一个人说了算，不是墨子说的“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后进行调查研究。孟子说，选拔官员，国君身边的人都说好，不算（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将军大夫们都说好，也不算（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人民群众都说好，就可以考察了（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考察下来发现确实好，才任命（见贤焉，然后用之）。也就是说，听民意，讲事实。选贤如此，杀人也一样，一定要“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只有这样，才“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也才是合格的君主。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六 儒墨再评价（4）
合格君主的第三个条件，是要“尊重民权，对等交流”。孟子认为，人与人，都是一样的。即便是君臣，也要相互尊重。这话孔子也说过。孔子的说法，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就是臣对君要忠诚，君对臣要客气。孟子就没那么客气，他的说法，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也把你当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君主。
君主不合格，又该怎么办呢？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抛弃他，让他去做孤家寡人；二是颠覆他，让他去做孤魂野鬼。据《孟子·万章下》，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问公卿。孟子说，有和王室同宗的公卿（贵戚之卿），有和王室不同宗族的公卿（异姓之卿），他们是不同的。如果是同宗的“贵戚之卿”，那么，君王有了大的过错，他们就要劝阻（君有大过则谏）。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废了他（易位）！齐宣王一听，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王勃然变乎色）。孟子说，大王不必紧张，臣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又问不同宗族的“异姓之卿”。孟子说，一样。他们的职责，也是“君有过则谏”。不同的是，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离开他（则去）！哈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孟子这样说，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权高于君权”。在他看来，君权虽由天授，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因此名为天授，实为民授。也因此，如果君主太不像话，人民就有权利进行革命。齐宣王曾经问孟子，商汤作为夏桀的臣子，周武作为殷纣的臣子，怎么可以弑君呢？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贼仁者谓之贼），破坏义的叫做残（贼义者谓之残），贼仁残义的就叫做独夫（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我只听说过打倒那个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孟子·梁惠王上》）。
这就是儒家和墨家（准确地说是孟子和墨子）的第三个分歧：君权还是民权。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重重地投孟子一票，同时对墨子表示深深的遗憾，因为墨子其实也是维护民权的。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墨子说的天下，当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在他看来，社会的问题并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坏乐崩，犯上作乱”，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以强凌弱，巧取豪夺”。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墨子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这种精神，实在值得崇敬！这种立场，也实在应该肯定。
相反，孔子和孟子，则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比孔子还更进一步：孔子只是讲“王道”，孟子则已经讲“王业”。比如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落实到什么呢？落实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讲“尊贤使能”，也是落实到“无敌于天下”。孟子还说：“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还有，与民同乐，也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王业”了。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王业与霸业，那是只有一步之遥的。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六 儒墨再评价（5）
看来，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际结果，也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倒是“民权高于君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墨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简单了呢？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
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必须交出，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呢？因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这就是墨子主张“君权重于民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观点，人民群众如果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岂非“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弄得“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没大没小，乱成一团，“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民群众将思想言论的权利交给统治者，自己只承担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义务。这就是墨子的主张。
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而墨子有此败笔，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张荫麟先生称之为“武士的行会”（《中国史纲》）。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事实上，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也是墨家与诸家的一大区别：墨家学派有如国家，师生之间有如君臣。儒家学派有如家庭，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至于道家和法家，则是连组织都没有的。这，又谁是谁非呢？
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就在儒墨两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种声音认为，什么“仁爱还是兼爱”，什么“君权还是民权”，什么“改良还是革命”，都没有意义。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虑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要考虑不做什么和怎么不做。也就是说，顺其自然，或者无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对，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爱）是扬汤止沸，后者（兼爱）是杯水车薪。正确的方案是什么呢？釜底抽薪。
我们知道，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道家。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一 隐士哲学家（1）
儒道之争，也可以说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儒墨两家的分歧，主要在仁爱与兼爱。但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是要做点什么。实际上，墨子虽然与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出发点可都是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道家却无意于此。他们虽有主张，却并不游说诸侯，也不设计方案。即便发表意见，也多半是自说自话。因为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也就是不做什么。不但自己不做，也反对别人做。他们的主张，是统治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要做。这才有了儒道之争的焦点：有为，还是无为。这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歧，也是他们与墨家的分歧。也就是说，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分歧仅仅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的主张，却是“不要做”。这样看，道家与儒家、墨家的分歧，比儒墨之争的分歧更大。
问题是，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呢？
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士。前面说过，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士的下层，儒家代表士的上层；墨家代表士的过去，儒家代表士的未来。武士也好，文士也好；下层也好，上层也好；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总归都要做事。那么，不要做事的道家又代表谁？他们的思想又是谁的哲学？
隐士。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什么是隐士？隐士是士的另类。前面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体上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给别人帮忙。比方说，大夫的采邑，就是士来打理的。这样的士，叫“家臣”（前面说到的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另外，打仗，也要靠士。这样的士，就是“战士”，也叫武士、甲士。打仗要有人冲锋陷阵，也要有人出谋划策，还要有人拉帮结派合纵连横。这样的士，就是“谋士”，也叫“策士”。国家之间不但要打仗，也要谈判，要唇枪舌剑，折冲尊俎，得有人帮着说话。这样的士，就是“辩士”。天子、诸侯、大夫，都要占梦、算卦、看风水，要有人懂医懂药懂房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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