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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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这篇小说，最不应当入选中学课本。主题是深刻的，革命者的牺牲，并未唤起民众的觉醒，不过是给愚昧的民众做了治病的药物。这是另一种更为惨酷的“吃人”。但它的写法，却是十分直露的。可以说，没有写活一个人物。连场景都没有写出来。只有压抑而沉闷的笔调，只有几个鬼魂似的人物飘来飘去，在说明着作者的主题。最后瑜儿坟上的花圈，作者已说明所为何来，就不必提了。
《祝福》，这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了。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应具备的因素，几乎全部具备了。最重要的是，通篇充溢着对妇女命运的关怀，对儿童猝死的怜惜，没有鄙弃，没有嘲弄，一切都是出于至善至诚。这在鲁迅的作品中是十分难得的。缺憾还在他的语言的通病，就是过多的转折语，过多的“鲁迅调”，让人在阅读时能体味一种特殊的节奏，又不胜其烦。比如这样的句子：“虽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迅老爷的宅子里。”比如这样的段落：
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她走了，教她回到卫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进修，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为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阿Q正传》，收入课本是节选。没有严谨，也没有深沉，以幽默甚至轻慢的笔调出之，不经意便写成了这么一篇名作。但它极不宜收入课本，作中学生的教材。它写的是一个农村的流氓，调戏妇女，偷人财物，既麻木不仁，又冥顽不灵，说是怎样的深刻，怕都是评论者的附会，难说就是阅读者的体味。这样的小说，从情操上说，无熏染之必要，从技巧上说，无师法之可能，仅仅因为是鲁迅的名作，便入选中学课本，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言。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此篇写旧时私塾学童生活，天真未凿，趣味天成，最宜入选中学课本。
《藤野先生》，平常。若是从敦睦中日邦交出发，选它还说得过去。
《阿长与》，写一个丑妇人的颟顸与仁慈，毫无美感可言。作者对这位儿时的保姆，是怀念的，但这怀念中有鄙弃的成分，显得很不厚道。最不应当入选的是，此篇中有一段话，对妇女是人格的慢侮，对少年是心灵的戕害。且看下面这段文字：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样的污秽的文字，你让教员在课堂上当着那些少男少女怎么讲？勉强讲了，你让那些少男们对他们的少女同学发生怎样感想？古人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仅仅因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将此篇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人，其无儿女乎？
《记念刘和珍君》，古文句式太多，骂詈语太多。仅仅“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一句话，也不应当入选中学课本。
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3）
《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是一篇好文章。
《“友邦惊诧”论》，作为鲁迅的杂文，这篇不是很好的，要选杂文，也不该是这篇。全篇正文不足千字，全是激愤之语，时有谩骂的句子，在这类文章中是大忌。如：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
鲁迅的这类杂文，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文风，至“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文章达到顶峰。中学生要学讲道理的文章，即便是批判，也要走分析、说理的路子，不能走这种通篇斥责甚至谩骂的路子。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和《拿来主义》，想来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汲取外国的先进经验，才入选中学课本的。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应当选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真正对西方先进文化有理解、有研究的人的文章。选这样的文章，未见得高明。
其他的就不说了。我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中学课本上选鲁迅的文章是应当的，只是不应当选这么多，更不应当选那些不宜入选的作品。要叫我说，中学六年，初中选两篇，高中选两篇，就行了。就现有篇目，初中可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高中可选《祝福》、《为了忘却的记念》。顶多再选一篇充分说理的杂文。像现在这样一选就是十几篇，是没道理的，是荒唐可笑的。也就是把鲁迅当一个正常的作家看待，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作家，有这么一种写法就够了。绝不能采取现在这种“漫灌式”的办法，让学生接受鲁迅的思想观念，接受鲁迅的文章笔法。
为了纠正时下的偏颇，我要说：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需要解释的是，我这里说的少不读鲁迅，不是说绝对的不读。现在的少年人读得太多了。不读是极而言之的说法，可理解为少读，至少不要强制他们读。老不读胡适，是说胡适的书，适合少年读，老了就不必读了。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句话可反过来理解，那就是少年时要多读胡适，老年时再读鲁迅不迟。鲁迅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尖锐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刻薄的用语，沉郁的苍凉，都是常人难以比并的。年迈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会有更为深切的体味，也会有更为独到的心得。
酷评路遥
究竟是谁某杀了路遥，我也说不清，敢说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不该要了这样一位也还优秀的作家的命。再就是，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太不值得。
韩石山酷评路遥
这篇文章，严格地说，不能说是单篇文章，最初是《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中的一段。后来觉得这段文字可以单独发表，就把它提出来，重新写过，另拟了这么个题名。那篇《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也收入此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比较一下，看两者有什么不同，看我改写的过程中做了怎样的手脚。
新时期作家中，我认识路遥是相当早的。一九八零年春天，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里学习，路遥曾来所里向我约过稿，那时他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不过是《延河》编辑部的一名普通编辑。朴实，强壮，谦恭，我对他的印象很好。然而，他在写作上表现的那种蛮狠，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个奖得了，还要得那个奖，和这个比了，还要和那个比。秦晋两省相邻，消息相通多些，有那么几年，常听到秦地那边传来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总觉得秦晋两省作家身上的农民气重了些，把写作当成了种庄稼，一份耕耘，就一定会有一份收获。在山西，我多次说过这个话，但山西没有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必须是定了格的才有说服力。不能你今天说了他不怎么样，明天人家拿出了惊世的作品。路遥恰符合这样的例子的要求，他写了《平凡的世界》，不久就去世了。这样说有点残忍，批评要的是无可辩驳，也就只能拿老朋友下手了。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后人有所警惕，勿蹈覆辙，绝不是真的和路遥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是谁谋杀了路遥
路遥去世之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不厚道，也就没写，现在是不是就该写了，也不知道，大概还是不该写的。只是我已经老了，再不写，往后怕没这个兴趣了。纯粹是为自己，还是写出来吧。
新时期以来，年龄不大而死了的几个著名作家中，我认识的，只有一个路遥。一九八零年初，我在文讲所学习，其时文讲所还在北京左家庄的朝阳区委党校，左家庄这个名字，现在想起来很有意味。路遥代表《延河》编辑部来组稿，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了。那时他还是个普通编辑。第二次见面，是多年之后。他在延安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家不错的饭店请他。这时的路遥已是有名的作家了。席间，我们向他敬酒，他的憨直的弟弟左一句“厄（我）哥有病”，右一句“厄（我）哥累扎咧”全挡了驾，弄得大家了无兴味。又过了两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没多久便听到他去世的噩耗。
活活叫累死的，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出版之后，我没看过，内子看过报上的连载之后，这么给我说。她说她怎么也弄不懂这位陕西的作家，家在西安，要写长篇了为什么非得去延安，到了延安哪里不能住，非得住在窑洞里，住在窑洞里也行，为什么明知晚上要加班，不准备些食物，非得弄到吃多少天前剩下的霉窝窝头不可。写完一部长篇本应当是兴奋不已的事，为何竟厌恶到将笔从窗户扔了出去。
我是懂得的。那时，我已当了一任县委副书记回来，知道和我年岁差不多的干部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开始反思自己过去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写法究竟值得值不得，正在思谋着怎样轻松地写作，挣上大笔的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路遥是个苦孩子，大学是混出来的，没读过多少书，他的文学成绩主要得益于模仿。模仿激发了他的灵气，升华了他的生活积累，模仿也使他便捷地掌握了前辈的写作方法，轻易地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好了还要再好，他心里的目标是那个茅盾文学奖。毕竟是农家孩子，认定的做事方式只有一个——辛苦，祖祖辈辈遵循的种庄稼的路数，汗滴八瓣子，定是好日子。模仿是那个时代的风气，非独路遥为然。山西的作家模仿赵树理，河北的作家模仿孙犁，陕西的作家模仿柳青。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文学也像传染病一样，谁挨得近谁就能得上。赵树理虽有土性，但性格中有的是幽默，于是山西作家也下乡，只是下了乡绝不会太苦了自己。孙犁的风格是清丽、飘逸，你想让河北作家吃苦他们还怕坏了自己的手气。陕西作家真不幸，摊上个柳青，那是个肃穆而又古板的人，于是陕西的作家便下乡就是下乡，吃苦就是吃苦，没有一点转圜的余地了。
光是吃苦，放不倒这么一个壮实的陕北汉子，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的鼓励或者说是蛊惑。要写厚重的作品，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要挖掘，深深地挖掘，挖掘人物的本质，挖掘事件的底蕴。时代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人民盼望着新的鲁迅和茅盾。伟大的时代必然有与它的伟大相匹配的作品产生。
于是这只知蛮勇的农村孩子，知道光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买两件新衣裳还远远不够，还要亲手织一件能笼住天下的母亲和妻子的华丽的衣衫。于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