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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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骤然看去大体不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最初的文研所，还是后来的鲁院，是否担得起这样的声誉。打个比方，一个科学家成功了，他就读的大学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他曾就读的小学也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没上过小学，能上大学吗？你不能说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对。而这个“对”中，掩藏着一个更大的不对。
文研所是鲁院的前身的前身，可以说没有文研所，就没有后来的文讲所，也就没有更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看看文研所创办之初，是怎样招收学员的，不难明白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朱靖华先生是文讲所的工作人员，后来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了，在《丁玲和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文中他说：
首先，从招生的情况看，我们并没有真正懂得作家成长的规律是什么。
当时我们招收学员，一是看是否已有一些创作成果，二是看是否有生活积累。这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个叫吴长英的学员，是农村来的童养媳，连小学程度也没有，她很朴实，没有作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是因为身世较曲折，受过很多苦，生活算是丰富的，就作为第二种类型进来了。让这样的人进来，是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把她培养成作家。可是事实上怎样？不行。这样的例子不少，尤其当时重出身，重经历，重对党的忠诚，不管他是否具备当作家的条件。当然还有这种例子：比如陈登科、高玉宝，因为有了一些生活的经历，写出了作品。但是高王宝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以后再也写不出什么了。陈登科接下来还写出了长篇《淮河边上的儿女》。但其质量，似乎并末超过其早年写的《活人塘》。这说明，最激动他的生活已写完了。他的创作生活也即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仅仅用所谓“有生活”的逻辑培养作家，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八期）
培养作家不是种西瓜，结不下大的结个小的也将就。小西瓜也是西瓜，不会是冬瓜。作家就不同了，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叫作家了。也就是说，作家不光有大小之分，还有真假之分。像吴长英这样的学员，我们可以说她是优秀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个作家的苗子，怎么培养也培养不成个作家。最初的文研所，就是要把这样苦大仇深的童养媳，培养成新社会的人民作家。
确有许多人从文讲所出来之后，成了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不难解释。有些人在进去之前，已然是作家了。比如山西去的马烽和西戎两位，在进文讲所好多年以前，已写出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至于出了文讲所写出好作品的，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原本就有天分有基础，只是还正年轻，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二是此后一直坚持写作，日积月累，终有所成。这两种情况，也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比如徐光耀，入所时年仅二十五岁，入所前曾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插班学习八个月。被划为右派后，一直坚持写作，终于在六十年代初写成中篇小说《小兵张嘎》，改编成同名电影享誉全国。几乎可以说，没有文讲所的经历，只要一直坚持写作，徐光耀仍会写出他的《小兵张嘎》。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3）
一个培养作家的学校，应当是凡进去的，出来就是作家。如果这个学校进去是作家，出来还是作家，进去的不是作家，出来的还不是作家，那么这个学校还能叫学校吗。
实际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校。在筹备会上，丁玲说得很清楚：文讲所“主要是给一批土生土长的作者创造一个学习提高的场所，不公开招生，而采用调干进修，以自学为主，请专家讲课为辅。”（马烽《文研所开办之前》）
无论从办学的条件，还是从办学的目的上看，这个学校，就是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而这一目的，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实现。除了极少数有才华的作家，各有各的成材因素之外，文讲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顶多可以说，给了他们专门看书的时间，再就是让他们见了世面，在彼此的比较中增强了信心或是失去了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呢，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到了新社会，旧社会过来的作家不能用了，无产阶级要占领文学创作这个阵地，就得培养和造就自己的作家。放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文讲所就显得更其荒唐了。等于是有现成的作家，甚至是优秀的作家，不信任不依靠，却硬要把不是作家的材料仓促间培养成作家，还要培养成大作家。
根据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文研所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筹备，一九五一年元月正式成立的。
而恰在这时，一场浩大的以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沈从文以学员的身份坐在华北革命大学的教室里，认真地学习着浅显的革命理论，改造着自己顽固的旧思想。李健吾刚在报上发表了《学习自我批评》，正在打点行装去安徽蒙城参加土改工作队，以便通过下乡锻炼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在那个年月，多少作家放下了手中的笔，多少学者放弃了白己的研究课题，几乎是无法统计的。而北京鼓楼东大街一零三号那个大院里（文研所驻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兴致勃勃地铸造着我们的作家，要把高玉宝们铸造成足以取代沈从文们的作家。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
不必说什么客套话了，最后，我还要说句让众多作家泄气的话，解放后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赖以支撑的，不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们，而是那些傲骨嶙峋的学者们，比如陈寅恪、俞平伯这些人。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1）
一
写下这个题名，连我都有些惊悚。国内我连深圳、海南都没去过，国外的实景不过是多年前在黑龙江畔朝俄罗斯那边望了几眼，如今却大言不惭地说要去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凭吊。“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比那位宋代的大诗人还要狂悖，该是“世界神游，多情应笑我没钱穷忙”了。
我还是去了，我的魂魄去了，就权当我的肉身也去了。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凸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同我设想的那样。不是这些。我在墓碑间的甬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们。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国家，对这些中国的死者，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细致的关爱。和那边墓地上有名有姓的墓葬相比，也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祭扫，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
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帧帧照片，该是葬前所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弦，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的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各葬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
我抬起头，侧过身，恨恨地盯着瑞典皇宫的方向。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同时也撩逗起他们的雄心以来，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骁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糇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唯一的利器，拐杖都是前行的赘物，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偏北！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偏北！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偏北！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步不停，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的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这里那里，仍有趔趄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正西偏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们，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当说是基辛格式的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管怎样的结果，不管怎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前行，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二
看着这一个个中国优秀作家的墓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里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几十公里，他们为什么会穿过市区，在这儿倒下呢？
沉重，厚重，什么什么的重，就是这些重，害苦了他们，害死了他们。可悲复可怜的是，他们至死不觉，还以为自己仍不够沉重，不够厚重，不够什么什么的重。
在这些精神尸体葬于斯德哥尔摩市西郊墓地的作家中，我唯一认识的，是陕西的路遥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九八零年），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时，他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和我的同学们组稿。当时他是《延河》编辑部的一名普通编辑。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了。再后来，他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直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和我的同事们，曾在一家不错的饭店宴请他。他的弟弟陪着他，我们向路遥敬酒，都被这位憨直的弟弟挡驾了。也不说别的，一口浓重的陕北话，只是说：“厄（我）哥太累了！”又过了两年，听到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久，便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没有看，内容听人说过的。说他怎样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作，晚上没有吃的，找几天前剩下的干窝窝头吃。写完《平》书最后一句，竟将钢笔掰断，从窗户扔了出去。他是累死的，他是为写作累死的，人们都这么说。
他是累死的，人们赞叹之余，怎么就不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