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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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故乡。
岁月就是如此流逝，我们在一种异国他乡的音乐中建立我们的记忆，那些可以触摸的旋律，和声。就我个人而言，那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时代，一个交响音乐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那些年中，生活是被提纯和压缩过的，一切都被吸纳进序曲的号角和终曲时的隐隐而来的隆隆鼓声之中。这是一个隐喻，某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带有结局的徽记。
紧接着，一个声乐的、卡式录音带的八十年代到来了。日本的器材，邓丽君和帕瓦洛蒂，亚洲流行乐坛和欧洲歌剧的双峰，这两位天才的歌唱家，把人声的意义从声嘶力竭和装腔作势中解放出来，他们使许多嗓音黯然失色，也使更多次要的声音学会了如实地表达自己。
他们建立了一种声乐的标准，不是为歌唱家，而是为听众，这就是天赋，有些东西是学习所达不到的。选择倾听有时比选择倾诉对自己更仁慈。这使我们免受自己的骚扰，得以获取真正的享受。所以说，八十年代也是一个聆听的年代，与其后的九十年代适成映照，那种同样由日本器材带来的娱乐，使其后的日子充满了噪声。
仿佛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讽刺，九十年代无可避免的成了一个器材的时代，激光唱片对录音带的取代，主要也是因为音质的改善，人们要求听到最纯净的声音——在一个最嘈杂的时代。这的确是意味深长。
在文字的描述中，虽然我们的感受会显得繁复，时间却是被压缩了的，而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时间却是绵延的。它向着一个方向或者无数方向伸展，回复。它触及我们内心最潜在的部分，犹如招魂一般唤醒我们。虽然这也是一个俗见，但是，是一个最深情的俗见。音乐就是如此伴随着我们的尘世生活，使我们得以发现我们的影子，另一半，希望和灵魂。
虽然我有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我听过的曲目列一张单子，但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的单子，并不总是怡人的。一如有的朋友，喜欢向你推荐曲目，有的则乐于向你推荐版本，有的人向你推荐乐章，更有人不厌其烦地向你反复播送某个乐句。这种个人的嗜好，虽是善意和积极的，却时常带有喜剧性的偏执的色彩，一如它的反面，空泛的谈论显得不着边际，却有着广阔深邃的寓意。这两者都以文字的方式围绕着音乐，赋格式的，对话般的，带着诚挚和恳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是一种记忆，一种无处不在的记忆，同时，它也是无处可寻的，虽然它时常以某种版本作为标记。
《隐去名字的酒吧》
孙甘露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多少会有一点惘然若失的感觉，你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就是你失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悄无声息。在你叹息它的流逝的同时，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时间，艰难地打发它们的。拥有和丧失，时光硬币的两面，享有它也就是磨损它，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流通，维系着这一切的也许是一部书，一家工厂，一个孩子，一种影像，或者，一个无从期待的人。这一次，我要看看是否会是一家酒吧。
隐去它的名字吧！一如我不是要炫耀那些逝去的岁月。而且，在我看来，一家酒吧在街边静静地虚掩着门，更符合它自身的形象。
它座落在一个僻静的大院子里，不远处矗立着著名的普希金铜像。
一个下午，我和我的朋友郑体武以及我的小说的俄文译者娜塔里娅路经它时，曾想进去小坐一会，但它在下午是不营业的。一个严肃的侍者瞪着一双鱼眼通知我们。在另一个夜晚，我曾在它的窗前不合时宜地想起过普希金的诗句：幸福迷人的星辰。
但是，它是喧闹的。虽然在晚餐时间，一个四重奏小组适度地演奏着，而随着夜色的降临，也是逐渐地将气氛引向喧闹。直到菲律宾乐队登台，宣布一个震耳欲聋的夜晚的开始。
我在那里消磨过一些夜晚，每次，尽我可能地呆得越晚越好，享受或者忍受那里的音乐。啤钙、牌戏、衣着入时的男女，空气中香水、发胶、烟草和德国甜品的气味混合着。客人们互相似看非看地散坐着，若有所思地交谈着，或者无所思虑地等待着当晚的最后一支歌。
据称，它的内部装潢所使用的材料，来自于前东德一家被拆弃的教堂。一个德国统一的衍生物。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也已成了它的内部装饰的一部分。它的内部仿佛是一个带楼座的剧场，用餐的人可以凭栏而坐，音乐从底层冒上来，混合着用餐者的闲谈，又从天花板上反弹回去。这中间会有一些故事的，但是我们还是暂且别去理会这些吧！再过五十年，杂志上也许会有这样的标题：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如人们今天在问，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三十年代？
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隐秘的对应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怀旧之风也许正是对未来的召唤。
追忆是永远不会碰壁的。它化解了人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诸多忧虑，这种优雅的伤感是作为一种弥补而存在的。正所谓，“美依赖于它同目的的关系。”一个曾经存在的上海如果未曾被充分的读解和意识，那它就是不存在的。过去的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去时代，它对今日的上海人来说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它具有一种紧密的上下文关系，它是由今日文化的境遇来界定的，它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这中间，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革命从相似的角度对此起了一种催生作用。人们怀恋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生活方式，它的动力来源于它的虚幻，它的无处不在和它的无处可寻。这是一个人气散尽的时代对归属感的逻辑式的欲求，但它并没有年代学的意义，虽然各种统计资料日益完备，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幻觉，一个有关细枝末节的狂想，一个对已然丧失了的范畴的追忆。
也许，那个上海是不存在，是一个纯粹的幻像，在此，杰姆逊对尼采的转述具有惊人的针对性：“有些人宁愿要虚无而不愿不要什么，当没有正当的价值可以为之奋斗，而又有形而上的对价值的需要时，人们便选择虚无的价值。”那个逝去的上海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弥漫作用，一个结构主义者所谓的共时系统。而在一个共时体内，变化是无意义的。于此相关的是，历时性指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而是事件的幻觉，因为它关涉到愿望的满足。
我倾向于这种看法，这种潜意识似乎是以一种永远无法涌现的方式存在的。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已是触手可及，我是指萨特所谓“内出血”式的经验，一种由理智所主宰的情感。它将会为上海的生活方式注入国际性的视野。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过去上海的形象。它只是一系列已然逝去的上海影像的综合体，一如今日上海的形象。影像，当然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外观。它同时指涉事物的深度，这个深度由不同的侧面所构成，它由浮光掠影来形容十分恰切。影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倾向，一种对旧时代的召唤的响应。而它的腐朽堕落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带有强烈的视觉的、感官的色彩。表面上，它是由有关旧上海的照片、电影所涉及的建筑的外观、街景、人物肖像及生活场赴所最先呈现的，但是，这与媒体在今日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们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思考这一切的。约而言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我愿意以精神分析和叙事分析的立场来看待它。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或者按我引用过的话：“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上海的街头茫然四顾，你不能想象人们在死后把自己安置在一个信箱里。这里面当然有近一个世纪来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
其实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影像，物质的外观，城市的风貌、生活场赴，当然是它的精神特质的一部分，如果它具有相当的连续性话。在影像的背后，是无数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回到我们前面的观点，故事一定具有某种形式的封闭，历时性的变化总可以从共时角度加以考察。从文化的形态看，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营垒，最多是一个偶尔被激进主义利用进行激进活动的保守主义场所。它从来不是对抗性的，它总是绕过某些东西，或者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妥协。它的矜持、含蓄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也使它避免了激进主义式的思想僵化。
这也许是人们今日喜爱“在家里、在咖啡馆、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的一个潜在的背景。
《最细微的那根线》
孙甘露
人们的态度是摇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规划和坏的规划交替呈现，城市在痛苦和希冀中向前发展，旧建筑是人们的记忆，新建筑则摧毁着这记忆，为另一代人建立新的记忆。同时，也修改着人们关于这个城市的想象，重新界定人们的立场。新的城市景观、格局、乃至这变迁本身，使人们得以获得不同的思考方向。这个生长的、动态的城市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经验。
最初，当巨大的变化来临之前，人们为那长久以来缺乏变化的沉闷的生活而感到窒息，那些标明了城市形象的建筑，因为它们产生的特殊年代和背景而离普通人的经验日益遥远，人们因精神上的困顿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对之视而不见。许多建筑的含义被时代抽空，建筑本身被移作它用。随着那个动荡的时代的逐渐远去，这些建筑又重新回来，它们被修缮、加固，乃至涂脂抹粉，跟随着时代一起，力图重返它问世的那个年代。
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之一，这个新的年代的倾向，最初是由对过往时代的回溯来孕育着对未来的展望的。在这种无度的矫揉造作的回溯经历了极度的膨胀之后；它开始衰减。此时，未来的形象被人们憧憬着推到了前台，它甚至有着未来主义的面容，冲动、高亢以及携带着一点点虚无。
小资产阶级的所谓柔情蜜意，与建筑工地的垃圾一起被清洗，一个在情感方面更为坚硬的时代渐渐临近，一种务实的、保守的中产阶级形象在精神领域逐渐爬升。建筑在欧风、拟古、现代等等风格间来回穿梭逡巡，在多样化的意念丛林里，一些猛兽般的建筑悍然而立，并且立即成为大地上的现实。
那些曾经阴柔地存在着的，笼罩着老牌帝国主义余晖的建筑群落，更像是散落在各处的典雅、珍贵的文化的遗迹，点缀着通往新城市的崎岖道路。此时，人们已经不再在乎那艰难的旅程。未来就在眼前，答谢所付出的代价的酬劳已然呈现。人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那些保留下来的东西，更像是为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保存的，前来凭吊的人群肤色杂陈，各种语言都在发出赞叹，仿佛这一切都是在为了筹建一个世界之都而做的准备。
没有一扇门只是为了向内开启而被设计师简单地画上草图，也没有一扇窗户只是为了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