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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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
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
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
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
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
．
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
．．．
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
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
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篡法律、甚至于是直言
．．
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
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⑾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
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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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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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
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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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
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
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
．． ．．
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⑿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
⒀
1784 年 9 月 30 日，于普鲁士哥尼斯堡
本文选自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
注：①＇要敢于认识！＇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 65…8）《诗论》。——译注
②按启蒙运动（Aufklarung）亦称“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这篇为当时的启蒙运动
进行辩护的文章，发表在当时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刊物《柏林月刊》上。——译注
③＇由于自然方式而成熟＇。——译注
④ 此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曾和当时普鲁
士官方的检查制度发生冲突。——译注
⑤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FrederickⅡ，der Grosse，1740…1786）。——译注
⑥按“权利”一词原文为 Recht；此词相当于法文的 droit，英文的 right，中文的“权
利”“权”“法律”“法”或“正义”
、 、 、 。一般或译作“法”，下同。——译注
⑦＇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按，此处这句话可能是针对传说中普鲁士的腓德烈大王回答
伏尔泰（Voltaire， 1718…1778）的一句话：
“凯撒高于文法学家。”又，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西吉斯蒙（Sigismund，1411…1437）在 1414 年的康斯坦司会议上说过：“我是罗马皇帝并
且高于文法学家。”——译注
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 1 版序言：“我们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
都必须接受批判。”——译注
⑨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
⑩“启蒙了的”即“开明的”。——译注
⑾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译注
⑿“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这一命题为针对拉梅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1709…1751）《人是机器》 （1748 年）的反题。——译注
⒀今天我在 9 月 13 日的《布兴每周通讯》（布兴，Anton Friedrich Buching，1724…1793，
地理学家，格廷根大学教授，当时主编《地图、地理、统计与历史新书每周通讯》。——译
注）上读到本月 30 日《柏林月刊》的预告，其中介绍了门德尔松先生（Moses Mendelsohn，
1726…1786，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
《论“什么叫作启蒙运动”这一问题》一文刊载于《柏林
月刊》1784 年第 4 卷第 9 期，康德本文刊载于该刊同年同卷第 12 期。康德撰写本文时尚未
读到门德尔松的文章，所以只在本文末尾附加了这条注释。——译注）对于本问题的答复。
我手头尚未收到该刊，否则就会扣发本文了。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陈独秀
（1879…1942）中国现代思想家，政治家，“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本文选自陈独秀《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
馆，1922。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
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
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
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那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
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
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
固、不可摇动。在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
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
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
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园，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
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竖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
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
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
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淡薄。要想把爱国思想，
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
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
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
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
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决
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
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
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
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
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而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
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
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
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
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
．．．．．．．．．．．．．．．．．．．．． 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
．
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
1919 年 6 月 8 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原载《每周评论》第 25 号，选自《独秀文存》署名：只眼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中国启蒙文粹》序“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李中（李慎之）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实、王平编《天火》 长沙，
，
岳麓书社，2000。
简介：“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就是以理
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
“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
的精神虽然长期湮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
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
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