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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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
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
事见上文四节），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
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
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
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
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
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
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 20 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
“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
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
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
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
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
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
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
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
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
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
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编者旁白
本章选文专谈“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特征、
： 知识分子责任到知识分子姿态及其历史命运。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知识分子”《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 “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
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医生、会计、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现代汉语词
”
典》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
者、工程师等。”这代表着一种流行观点。在这里，
“知识分子”是从学历与职业界定的，
“较
高文化水平”和“从事脑力劳动”是其识别标志。
海外的解释与此不尽相同。人们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
19 世纪的俄国。当时，一些有知识的俄国人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并用以观察俄国现实，
因而对俄国专制制度及其后果强烈不满，表现出改变现实的强烈责任惑。这些人被称做“知
识阶级” 根据别尔嘉耶夫在
。 《俄罗斯思想》中的说法，
“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
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他还认为：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
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
知识分子就诞生了。
“知识分子”一词的另一来源是法国。1894 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
雷福斯事件”。在这事件中，左拉等一批具有正义感的人士站出来为遭受诬陷的德雷福斯上
尉辩护，并于 1898 年发表了左拉的《我控诉！》。这篇文章被称做“知识分子宣言”
。
由此可见，上述“知识分子”并非是从文化水平和从事的职业划分的。一个人如果具有
一定文化知识并从事脑力劳动，还不一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根据西方学界的一般理解，
“知识分子”除了受过较多教育和献身于专业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人类的
一切利害。也就是说，他们还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社会良知，敢于伸张正义等。
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国内外不同见解甚多。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知识
分子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创造文化知识的人，他们不仅是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
和应用者，而且是文化的发展者与创造者。文明发展需不断地批判既有和探索未知，知识分
子就是选择并承担了这种职责的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前沿性知识往往产生于某些个别的
大脑，因此在其开始常常是异端的、不同于大众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又往往被社会接受
而流行。但在这时，新东西又在某些头脑中产生了。这些不断批判、不断探索，并以此为社
会提供前沿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阶层，也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一个人
只要承担起知识分子责任，发挥知识分子职能，就已是知识分子了。当然，其前提是占有较
丰富的知识资源，且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能力。
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创造了自身的辉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提供了
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权威，也不取悦于大众，他们通过独立人
格和自由思想使自己从权力网络中独立出来，又通过启蒙立场使自己迥异于民众的意识形
态，执著地探寻表来。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新生群体．知识分子人数毕竟太少，且多数人没
完成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转化，所以，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许多人又回到了
传统文人角色。至于在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更是
一步步丧失了自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悲剧。
但文明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次对知识分子发出了迫切的呼唤。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陆键东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
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选文有删节。
一
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
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
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在被传统的中国人称为旧历癸巳年的 1953 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
的事情，以至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每一声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
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
沉寂往往是风雷激荡的前夕。毛泽东于 1950 年 6 月撰写的那篇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
雄文中所描绘的理想目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
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癸巳年开始实现。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
主义，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对知识界的领导开始发挥作用。
以史为镜，是中国历朝吸取江山更替教训的最好法宝。对“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在
夺取政权后，在政治、经济等压力稍为减轻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对这个于智者来说充满了迷
人色彩的领域，投入浓厚兴趣的关注。考察 1949 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
在好几次重大的历史抉择前夕，总能在史学界隐约辨听出毛泽东在这里发出的新声及前奏。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53 年，这个委员会由陈
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
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身份很奇特，他兼着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一职，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反而要接受他的领导。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 1949 年后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东的杜国庠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
这样，陈寅恪成为这一年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愿意在该刊物第 2 期上发
表《论韩愈》一文，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在 1953 年 10 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
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
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特别
指出：
“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迎接文化建设的
新高潮。
陈寅恪被纳入时代运行的轨道。
在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名单中，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分别出任一
所（也称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二所（也称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及三所（也称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现代中国史学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更有新史学家领一时之风骚。从身体条件与对时
代的顺应而言，比陈寅恪更适合担任所长职位的人很多，是谁还能感觉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
陈寅恪的存在？今日已无从知晓其中的详情，但这一点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时代
需要陈寅恪随其运行。
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
再度勃发。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
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与千古绝唱。
自进入 1953 年以来，北国便不断捎来信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称为“北
客”的北京来人，也不时借路过广州之机劝陈寅恪重返北京。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清华
园的一些弟子便寄信来劝恩师重返清华。这种亦私谊亦关怀的劝说，陈寅恪并没有看得很认
真，但一个“劝”字，历史已很朴质地点出了陈寅恪对北返的态度。
终于，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劝陈寅恪北返的行动达
到高峰；他的出现，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全国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