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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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兵变英雄疯狂扫射数百名同胞，或者克伦威尔的士兵用剃刀乱砍爱尔兰妇女的脸，所有
这些暴行，如果是在实现〃正义〃的事业中干的，就是道德上中立的，甚至是有益的事了。如
果我们回顾本世纪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年，总有报道说，在世界
的某个地方，发生了残暴行径，然而，面对这些发生在西班牙、俄国、中国、匈牙利、墨
西哥、阿姆利则、士麦那暴行，没有一件是英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一致相信或者一致
予以谴责的。这些行径是否应予以谴责，甚至这些事是否真的发生了，都取决于自己的政治
倾向。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认为人会犯暴行，他还有一种很出色的能力，可以假装听而不闻。六
年多前，那些崇拜希特勒的英国人就假装不知道有　Dachau　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样的事。
而些高声斥责德国集中营的人士之所以嗓门那么高，只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或者只是听
到一点，在苏联也存在集中营。像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　1933　年乌克兰大饥荒这样的大事，
那些英国的亲俄分子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很多英国人对这次战争中德国和波兰犹太人遭受种
族灭绝的事所知甚少。他们自己的反犹主义倾向导致他们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不闻不问。
在民族主义思想中，有些事实可以同时是真实的，不真实的，既是已知的，也是未知的。如
果一个已众所周知的事实令他难以忍受，他就习惯性将其抛到脑后，不让其进入自己的逻辑
思考过程，而另一方面，如果是他喜欢的事，那么，即使是从来无人认可、甚至是他本人都
知道并无其事，他也会煞有介事地大谈特谈。
（以下被删除）
　　每个民族主义者挡不住一种信念的魅惑：历史是可以改写的。他经常沉浸在幻想的世界
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按他觉得应该的那样发生比如说，西班牙无敌舰队实际上获胜
了，或者俄国革命在　1918　年被打垮了而只要可能，他就会把这个幻想世界的片段塞进历
史书中。我们时代的很多宣传作品就是赤裸裸编造的谎言。有的材料被查禁，日期被修改了，
引言跟上下文割裂，并被篡改，从而改变了其原来的含义。那些被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件就
不准提及，甚至被坚决否认。1927　年，蒋介石屠杀了几百名共产党员，然而，十年后，他
却成为左派心目中的英雄。世界政治的重新组合把他排进反法西斯阵营，于是人们就觉得，
共产党员被屠杀就〃算不了什么〃，或许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当然，宣传的主要目的是要影响
当下的舆论，然而，那些篡改历史的人可能真的有点相信他们确实是在恢复历史真相。看看
那些为了说明托洛茨基并没有在俄国内战中发挥多大作用而精心编造的谎言，那么，人们很
难认为，编造谎言的人完全是在撒谎。更有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叙述才是上帝眼中发
生的事实的真相，因而相应地重新组合历史记载就是完全正当的。
　　　民族主义者对客观事实漠不关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世界各地之间的封锁，这使人
们越来越大难以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确实经常对最残暴的事件难以置信。比如，人们
不可能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这样大的数字中清点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关于灾难
的报道层出不穷战争、大屠杀、饥荒、革命等等让普通人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人们没
有办法验证这些事实，人们甚至不能确信这些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他们从不同的消息来源那
里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解释。关于　1944　年华沙起义的种种说法，到底哪个正确，哪个错误？
德国人在波兰建造煤气室，到底有无其事？孟加拉大饥荒，到底该归罪于谁？也许真相最终
是可以发现的，但是每家报纸对于事实的记述都不诚实，我们可以设想，普通读者要么是相
信谎言，要么是无所适从。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弄不清楚，这种普遍的不确定性当然使人们
只好依赖那些愚蠢的信念。由于没有什么东西能被充分证明或否定，于是，最不可能出错的
事实也能被厚颜无耻地否认掉。而且，尽管民族主义者日思夜想的是实力、胜败、复仇，但
他们经常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不感兴趣。他唯一想要的是自己人正在比别人变好的感觉，
而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对手视而不见，这比起研究那些事实是否支持他的想法
要容易得多。所有的民族主义争论都是学校辩论赛的水平，这种辩论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因为各方都无一例外地坚信自己会获胜。有的民族主义者已经离精神分裂症不远了，他们非
常幸福地生活在权力和征服的梦想世界中，而根本无视现实世界的存在。




　　　　　　　　　　　　　　　　　　　　　　　　　　　　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
　　　　　　　　　　　　　　　　　　　　　　　　　　　　　　　　哈耶克
　　　　　　　　　　　　　　　　　　　　　　　　　　　　　　　　（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本文选自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首先，须与我们自己所采取的自由意义进行对照的，乃是一种被普遍认为具有特殊意义
的自由，亦即人们通常称谓的“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所谓政治自由，乃是指
人们对选择自己的政府、对立法过程以及对行政控制的参与。它乃是一些论者经由将自由的
原始意义适用于整体意义上的群体而形成的概念，从而它赋予了人们一种集体的自由
（collective　liberty）
　　　　　　　　　　　　　　　　　　　。但是，此一意义上的自由民族（a　free　people），却未必就是一
个由自由人构成的民族（a　people　of　free　men）；此外，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人，亦毋须
以享有这种集体自由为前提条件。我们绝不能认为，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生活在美国的
外侨、抑或无权投票的未成年人，由于不享有政治自由，因而亦就当然不享有完全的人身自
由（full　personal　liberty）。
　　有人论证说，那些刚具有行为能力的年轻人，因他们已同意他们出生于其间的社会秩序，
所以是自由的；然而此一说法亦属荒谬，因为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不知道可供替代此一社会秩
序的选择。或者说他们对于此一社会秩序很可能毫无选择可言，甚至与其父母思维方式不同
的整个一代人，亦只能在进入成年后方能变更此一社会秩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形
不会，或者说亦不必使他们变得不自由。人们往往试图在对政治秩序的此种同意与个人自由
之间发现某种勾连，然而此一努力恰是当下使自由的意义更趋混淆不清的诸渊源之一。当然，
任何人都能够“视自由……为积极参与公共权力（public　power）和公法制定（public　law
making）的过程。”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如果有人这样界定自由的话，那么他所论及的状
态便与笔者于本书中所关注的状态极不相同，而且即使采用同一术语描述上述不同的状态，
也并不意味着这些状态无论如何都是等同的或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此一混淆的危险在于，这一用法有可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投票或缔
结契约的方式而使自己处于奴役状态，从而同意放弃原始意义的自由。就此而言，我们亦不
敢苟同下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一个人以自愿的但却不可撤销的方式把自己的劳
务长期地出卖给类似于外国军团这样的武装组织，但他却仍享有着我们所谓的自由；另一种
观点认为，尽管一个耶稣会牧师遵循其生活秩序之创建者的理想并视自己为一“行尸走肉”，
但他仍享有着我们所谓的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投票而
将自身置于一种完全屈从于暴政的状态之中，或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到：选
择政府未必就是保障自由。再者，如果人民同意的政权从定义上讲便是一自由的政权，那么
讨论自由的价值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当我们说一个民族欲求“摆脱”外国的枷锁并力图决定其自身命运的时候，这显然是我
们将自由概念适用于集体而非适用于个人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一境况中，我们乃是在作为
一个整体的民族不受强制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术语的。一般而言，个人自由的倡导者都
同情上述民族自由（national　freedom）的诉求，而且也正是这种同情，导使　19　世纪的自
由运动与民族运动之间形成了持续的联合，虽说当时的联合有些勉强。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
意的是，尽管民族自由的概念类似于个人自由的概念，但它们却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因为对
民族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能够增进个人自由的。对民族自由的追求，有时会导使人们倾向于
选择一个他们本族的专制君主，而不选择一个由外族多数构成的自由政府；而且它还常常能
够为暴虐限制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人自由提供借口。尽管欲求个人自由与欲求个人所属之群体
的自由，所依据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是相似的，但我们仍有必要明确界分这两种概念。
　　本文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一章《自由辨》第二节
　　　　　　　　　　　　　　　　　　　　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


　　　　　　　　　　　　　　　　　　　　　　　　　　　　　　　　　　米塞斯
　　　　　　　　　　　　　　　　　　　　　　　　　　　　　　　　　　（1881…1973），奥地利经济学家。本文原载“思
　　　　　　　　　　　　　　　　　　　　　　　　　　　　　　　　　　想评论网”，有删节。秋风译。
　　　现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应该是民族的（national，此词既有“民族的”之意，又
有“国家的”之意——译注）。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从现代时期之始，君主国家（princely　state）就取代了中世纪
的等级制度（estate　system）
　　　　　　　　　　　　　　　　　　　。君主制国家的唯一政治观念就是统治者的利益。路易十四著
名的格言“朕即国家”就最精炼地表达了此一观念，这种观念在欧洲三大帝国宫廷一直延续
到晚近的剧变为止。魁奈的学说尽管引发了新的国家观念，不是较少有人知道他早在写作他
的巨著前就提出了一句格言：Pauvre　paysan；　Pauvre　royaume；pauvre　royaume；　pauvre　roi。
在他看来，仅仅揭示国家的富裕繁荣有赖于农民的富裕繁荣是不够的，他一直认为，还必须
揭示出：只有当农民富足之后，国王才能富裕起来，由此他证明了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福利的
必要性。国家（所应约束）的目标恰恰应该是君王。
　　　与君主制国家相抗衡，18　世纪和　19　世纪，自由的理念勃然兴起，使古代共和与中世纪
自由城市的政治思想复苏。它与　monarchomachs　之反对君主连结在一起；它以英国的先例为
榜样，英国的君主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彻底失败；它利用一整套哲学、理性主义、自然法来战
斗，它通过文学征服了群众，使之完全服膺于这套理念。专制君主最终屈服于自由运动的进
攻，从而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出现了共和国。
　　　君主制国家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