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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冯天瑜-第3部分

小说: 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冯天瑜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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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梁启超,这一批政治流亡者,外加大批的留日学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到达日本,来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人所学到的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这样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借用这个张之洞的《劝学篇》的外篇,上篇是谈的“中学为体”,这是内篇“中学为体”,下篇是谈的“西学为用”,在他的外篇或者是叫做下篇,外篇里面有两篇,一篇叫做《游学篇》,一篇叫做《广义篇》,广泛地翻译,留学,而且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文化,就要游学,要出去留学,我至今认为,“游学”这个词比“留学”要好,“留学”到那儿去了就不回来了,“游学”到那儿“游”,学好了东西,回来报效祖国,所以我主张“游学”好,我主张大家多多地“游学”,“游学”回来以后,报效我们的国家,当然留在那个地方也好,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你学得更深一些,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还是不要忘记,报效我们这个多灾多难,但是又文化非常渊深,极有前景的国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这是他的《游学篇》,认为要“游学”,而且同时张之洞提出来了,游学东洋,比游学西洋划算。就是说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他为什么要游学东洋好呢?一个地近,就是相距很近,所以日本是中国的什么东西,是跟中国之间是一衣带水,就像一条衣带那么窄,很近。而且叫做“一苇可航”,“苇”就是一个“芦苇”,就是你乘着一个芦苇,都可以飘过去,形容其近而已,这是地近。同时与文字也相近,那么在广译东书的过程当中就把日本的大量的日本人翻译,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大量的术语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在清末民初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满天飞的,这样一个局面,正像我们现在,特别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经常是新名词满天飞,当时就是说,日制新词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新名词,在中国到处满天飞,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就是非常反感,当时有一个留日的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这些新名词,就好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非常危险,而且他写了几万字。这个小册子后来我在日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看了一眼。而且是他也写得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他就是对这个现象,他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些新名词很不好,这是一种态度。另外就是包括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张之洞本来是游学东洋,以及翻译广译东书的提倡者,但是一个人他往往是理智向着未来,感情向着过去,像张之洞这样的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要救中国,中国要富强起来,要赶紧学习西方,包括要学习日本,所以他游学广译。但是真正这些东西进来了,这就有点叶公好龙,那个龙要是来了以后呢,他又很反感,所以张之洞看了一些人写的著作。他派手下一个人就是要马上要出差,就跟他打报道,就说我要出差,就说我现在正在办手续,然后办完了以后就向大帅来报告。这个手续和报告都是日制新词,张之洞非常反感,后来张之洞就认为这些人是满嘴胡说,后来专门起草了一个文件来批判这种现象。就说今后写文章,说话都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日本名词,后来他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就说,大帅啊,这个“名词”二字,也是日本新词。所以这个就说明当时已经无法逃遁新名词的包围,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对这个现象比较反感,但是也无可奈何。

    另外有一种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有一种简单的分析态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是在中国的古典当中找得到根据的,日本创造的,譬如像前面我们说的,“革命”“共和”。这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现在生造的,我们要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没有道理。对这个现象,就是对日本人翻译西方术语的这样的一些汉字新词进入中国,持一种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态度,我觉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不要看到王国维拖着一条辫子,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后居然还投昆明湖自沉。好像是为清王朝殉葬,实际上王国维他也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在政治上当然他是守旧的,但是这个人在学术上是有很多很先进的东西,包括对待新术语。他有很高水准的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新学语》,他当时不叫“术语”,“学术”的“学”,《新学语》的这篇文章,他就是高度肯定这样一个现象。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他对这个现象做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比如说中国古代,中国本身是有很丰富的词汇,但是总是不够用的。譬如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佛教以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那么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统的,术语和词汇传入中国,这个佛教词汇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语汇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使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词汇,是来自于这个渠道的,譬如我们现在的世界、时间、空间,这些重要的词汇,一刹那,你这个人糊涂了,我当头棒喝,这些都是从佛教里面来,至于那些成语就更多,瞎子摸象等等。天女散花了,那就太多了。所以赵朴初先生说过一句话,赵朴初先生,当时就说那个牢骚话,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他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要取消佛教,要消灭佛教,他就说了,如果在我们中国要把佛教和佛教文化取消的话,那么我敢说一句话,中国人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是佛教语言。因为我上面说的那么重要的一些概念,是从它这儿来的。而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近代,就是从包括日本,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他认为 他把这个现象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的这种语汇进入中国,像“比拟”,而且认为更胜一筹,更有必要,因为现在是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那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要接受它,你就不可避免地而且必须要把人家的这些概念。人家的这些术语要拿过来,所以王国维先生,我们不说他别的很多很先进的思想。仅仅就是他对新术语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那么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用汉字词译介、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了后来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分途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呢从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的后期,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主要是音译,就是用假名,片假名或平假名,翻译西方的术语,就很少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新创造汉字词来翻译。但是我们中国还继续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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