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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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以亲身亲历者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桑格夫人还重点揭露和抨击了宗教的影响，她敢肯定，在种种干涉、破坏她活动的企图背后煽风点火的都是这些影响。
桑格夫人在本书的后半部，列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如此迅速，重要且遍布世界各地的成就并不是每个斗士都能看到的。在美国，公众的倾向已转到她这方面，大型的宗教及其它组织都宣布支持她，她开始希望通过联邦立法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书的末尾，她再次坚信不疑地强调了她的信念：“控制生育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且从表达效果看，与每个国家和种族的生活都相联系。”
书的开始写了一些她童年的趣事及童年的生活环境，由此我们得以了解作者的禀性及天赋，从而揭示了主宰她生活的内在动力。
（弗·芬·凯莉，1931年10月4日）
震惊的未来——《美妙的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着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爱德华·别拉美的完美运行的工业机器，在所有这些经典的乌托邦的创建中，尊贵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形形色色的乌托邦都表现出对人性本善的坚信不疑，对人类光明未来的憧憬，对科学进步给人类幸福的巨大贡献的欢欣鼓舞。它们看起来不过是拿破仑式国家和泰勒系统实验室的模仿。留给了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能做的就是创建一个终结乌托邦的乌托邦——或是一个需要到机械那里去寻找灵感的乌托邦。他讽刺了对人类的无条件的精神信任，并对以团结、一致、和稳定为箴言的世界国进行了辛辣而怪诞的嘲讽。
在所有这些赫胥黎先生的滑稽剧的吵闹声中，他似乎想告诉我们，这些格言是完全非生物性的。人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的——我们几乎要说进步了——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达到另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如果人类有一天不这么做就会变成蚂蚁（懒汉！）并成为一种群居的动物。赫胥黎先生不喜欢这种前景。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他如在《滑稽干草》和《针锋相对》中一样的有趣而怪诞，讥讽着福特们，希特勒们，墨索里尼们，阿尔福雷德·芒茨爵士们和奥温——所有这些人都想回到那个不放任自由而又有奴隶伺候的时代。他的乌托邦和那些19世纪的作品很相似，但却没有它们那种传递信息且推动进步的信念。就如同厄尔特尼·卡比特的依卡里亚一样的有序，这个乌托邦共同体似乎是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官僚体制和奥古斯丁·孔德幽灵般的确定的混合物；而他那还权于民的主张正是爱德华·别拉美在《向后看》中宣扬的。而只有赫胥黎这位见过电影摄影棚和广播录音室的现代人，知道大众娱乐在可能和现实之间的差别。高地公园，罗奇河电厂，消费观念，五年计划，人工合成维生素，观察活着的鸡的心脏仅仅是为了娱乐，及时控制糖尿病人数，所有这些，使赫胥黎先生能够将10世纪的憧憬变成绝望。在他的T型号世界中，诗人是不存在的，他的诗人就是那些感情工程师。
注意，接下来是一些被嘲讽的神化了的小玩意儿。如别拉美在1888年预言了广播一样，赫胥黎先生也预言了“感知”，一种既能给视觉快感又能满足人们听觉需要的电影，将取代“说话”。薄荷香口胶被性激素口香糖代替，后者正是赫胥黎书中一个小人物最喜欢嚼的。而格拉梅——一种朗力酒的替代品——成为大众的日常饮料；他们同时也扫除了一切黄毒。上帝变成了福特（有时又被叫做弗洛伊德），孩子的儿歌成了“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亨利·福特写的书《我的生活和事业》，成了新的圣经。而香味机器可以制造出从肉桂到樟脑的各种气味，偶而也会发出类似猪腰布丁的香味。婴儿当然也是在实验室中出生，或者确切点说，被铸造出来。而按照一种叫做波但诺夫斯基的理论，1个蛋可以生出96个孩子，所有这些孩子从外形到智力都一模一样。这些波但诺夫斯基群体被安排到工厂和矿山工作。
在一个波但诺夫斯基群体中不应该有嫉妒，因为其理想就是统一思想。但是如果赫肯黎的世界中出现了一点儿小小的嫉妒，那么这依旧被认作是一种耻辱。也许有时一个女孩会怀念那美好的古老的胎生方式，为了消灭这种可能性，所有的姑娘在其十几岁时必须每天通过马尔萨斯钻床。扣子消失了，孩子们玩着“找拉链”的游戏。
我们首先结识了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他带着我们在他的工厂里参观，并向我们介绍如何制造不同的各类人等：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每一类还有正负之分。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之前，他都会在沉睡中接受儿童催眠智慧注射，从而成为各种人等中的一类。但是，即便这样一个机械的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是还有一点缝隙，也许是疏忽，可能是由于在其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其血液循环，伯纳德·马克斯，这位赫胥黎先生的英雄，却对现实很不满意。
伯纳德对莲娜·克洛妮的爱是早已过时的浪漫。他渴望着离开这个社会。
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原始保护区。事出偶然，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以前也来这儿度过假。并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沙暴中丢失了他的女友，一个贝塔类人。伯纳德碰到了这个女孩，当然她现在已是一个老妇人了，并有了一个胎生的儿子——约翰。他很快就和穆斯塔法·芒特这位西欧居民总监取得了联系。他们会被带回伦敦吗·这位总监听到了这一报告大发雷霆，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为了教育人民群众，野蛮人约翰和他母亲被用火箭送回了英格兰。
赫胥黎先生习惯于真实得可怕的描写。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对乌托邦的嘲讽是在给人类一个道德上的教训。但是，如同辟鸟很难看到泥沼，蚯蚓不会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赫胥黎先生的世界很难察觉他作品中反讽的弦外之音，因此，警示世人是很难的。而工业化生产这一魔鬼似乎被描写的过分可怕了，因为在一个出生率受到严格控制并不能靠广告和销售挣钱的社会，把它作为宗教信仰甚至对于福特大帝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这是一个高度机械化的世界，是的，但是它也会孕育出一个卢梭来，动摇它的基础并把人送回到茹毛嗜血的时代。同时，当我们期待着《我的生活和事业》来取代圣经时，《美妙的新世界》也许会让我们的视线稍微偏移一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停止地带。
约翰·齐伯林，1932年2月7日）
当生活成为新闻报道——《1919年》，约翰·多斯·帕索斯着
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19年》一书中，继续发展了他就现代美国人及美国化世界所做的勘探，他的这个勘探以《第42度线》拉开序幕，并按人们推测的，很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将这套系列写成三部曲或四部曲为止。它的最初跟踪调查对象是从西班牙——美国战争之后蓬勃成长的美国开始，以查理·安德逊在我们也开始加入世界大战行列的时候动身前往巴黎结束，他是个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孩子。《1919年》的故事从《第42度线》结束的地方开始续写。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遇到原先第一本书里的旧人物，也有些新塑造的形象。与此同时，历史在疯狂地旋转着。仗打了；和平谈判过了；一个叫做米歇尔·帕玛的发起了“赤色追剿”运动，而遭到瓦特·李普曼及其他人的抵抗；威尔逊垮台了；无名战士在阿昆顿入土下葬，哈丁总统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多斯·帕索斯先生定论性地探察了一些人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生活则仍置于不为人所知的边缘而留待这人间喜剧的第三次跟踪调查。
将形形色色人物的零散故事巧妙地与“新闻记录片”通讯穿插的写作技巧（它让人想起了马克·萨利文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又一次被加以运用，就像《第42度线》书里用的那样，还带着专门设计用以在所考虑的这段特定时间与地点给予多斯·帕索斯他自己有利地势的“照相机式眼睛”，带着对重要美国人物所做的激情洋溢的、暴躁乖戾的惠特曼式的传记，例如鲁道夫·鲍纳，约翰·瑞得，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等等。而通过安插数据而激起人们情绪的手法在这书里又一次获得了成功。它包含了多斯·帕索斯不至于在紧张叙述的中间变得“散漫”，但它却又使他保留住了散漫的标准。
我们可以在海明威所着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看到这类东西的先例。
同《第42度线》一样，《1919年》首先也是部“新闻”小说。它当然是对扩张主义者的讽刺，是对“急于求利”、声名狼藉且粗鄙庸俗的美国的讽刺。但它却又不仅仅只是个讽刺，它还是真正的人物刻画——这点比《第42度线》还更为如此，它可以像它所做的那般尽可能紧密地贴近报纸的大标题，因为，它的人物遵循着众多美国人的方式依赖且以新闻为生。哈佛人迪克·萨维奇，芝加哥姑娘伊芙莱娜·哈特琴，激进分子本·康普顿，甚至水手乔·威廉姆斯，他们全都“受制”于每日的各类报纸，都到了过去的小说家无法理解的地步。甚至连这些人的私人问题也是由新闻或制造新闻的人决定的。
由于多斯·帕索斯已经意识到，比起传统的善与恶的问题来，如下的这些东西更能在更多的人心中引起动荡，或得意或沮丧：发生于中国的枪击事件、被绑架的婴儿、重组的金融公司、网球锦标赛、巴提莫尔及俄亥俄股票值得一买的谣言，如此等等。他的小说比起我们中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更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这紧密啮合的星球上的生活。在移民居住区，瓦解我们祖父那辈人世界的普遍事物是社区与教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观念。而瓦解我们如今自立的都市生活的则是股票市场的报价表，战争的谣言，以及繁荣与萧条的布告。我们已经变得，几乎毫不夸张地说，既凝神注目又洗耳恭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的小说家意识到它却颇为迟钝。
不过，多斯·帕索斯是个例外。人们可以很安全地称他为最富冒险精神、最有广泛阅历的人。自辛克莱·刘易斯与马丁·阿罗史密斯分手后，他是我们小说家中同情心最广的人（我们并没说是最深）。海明威，这个在勘探现代丛林中与多斯·帕索斯相跟随最紧密的竞争者，几乎完全着眼于定位在由战争而导致的个人私自问题。正如麦尔考姆·考雷说的，他“还没有复员”。
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运用了纯粹当时那个时代的材料来写出理想破灭的现代喜剧，而人数众多的南方作家已对因工业主义横冲直撞而加速引起的农业衰败着了迷。但，还没有一个人像多斯·帕索斯这样广泛涉及到了后德莱塞与后豪斯威尔的美国社会的领域。
由于生活在只依凭头版消息生活的时代，多斯·帕索斯笔下的人物有时便极为单调，且一眼即能看穿，很是肤浅。比如说莫尔豪斯这个人吧，他是个只领象征性薪水的人，在巴黎为政府做事。他又是个很会装腔作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