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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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罗里达州为场景，作者细致地描述了美国退休老人的生存状态。兔子以其典型的冷酷方式认为，“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太热衷于满足这些废物的需要了”。兔子的一位旧情人，苗尔玛（见《兔子发财了》），此时作为一位病人膏育的狼疮患者也出现在这里，作者对她的描述也不带任何同情，当他们接吻时，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尿味。这里还有一位爱滋病患者，把他的疾病作为逃避职业责任的借口，还有一位可卡因痛君子，即兔子的亲儿子纳尔逊，毒品将他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推动约翰·厄普代克作品的情节发展，几乎经常是一些家庭琐事。处在其时其地的男人和女人们——普通的美国人——被作者赋予了一种热烈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是由于对彼此感到迷惑而引起的。在《兔子归来了》中，詹尼丝·埃斯特伦作为一个死心塌地的奸妇对哈里来说不可解；《兔子发财了》中的一个年轻女人，可能就是哈里的私生女，强烈吸引了他，现在则是纳尔逊，他行为古怪的儿子。由于染上毒痛，他使家庭在财政上、精神上近乎崩溃。因此，虽然象詹尼丝·纳尔逊，而且有时是兔子本人这样的人物本身，并不让人感到愉快——实际上，他们硬心肠的创造者并未想要把他们塑造成令人愉快的形象——读者还是想很快知道他们的结局和命运。
约翰·厄普代克选择了《兔子，跑吧》中的兔子·埃斯特伦写出一系列作品，这是他的直觉和灵感使然，并由此为他铺陈了一条文学道路，兔子是这位年轻作家的同龄人——和他一样，在1930年代早期出生，可以说是只一个环境的产物（宾夕法尼亚州的里丁镇附近）———个外表英俊，内心空洞无物的家伙。他在18岁时就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作为一个闭塞的环境下的中学篮球明星），正如他的妻子在他们仓促的过早的婚姻前所说的，“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不用说，可怜的兔子是1950年谢灵顿中学光彩照人、前途无量的班长的对立面：这个年轻人拿到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后，永远离开了家乡，并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两人成长环境的类似和性格、气质上的绝然对立，是约翰·厄普代克使他处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在谱写兔子生命的同时，冷静地分析其性格。这让人想起了福楼拜和他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夫人——一个喜欢想入非非，命中注定没有好运的女人。约翰·厄普代克和福楼拜一样，以其严谨的描述和细致入微而冷漠超然的刻画，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虽然他的解剖刀下暴露出的人类欲望的虚妄可能让我们作呕。
哈里·埃斯特伦通过大嚼垃圾食品来填补其对人生的空虚感——“他喜欢的食品净是些难以下咽的毒物”——他是美国男子汉的典型（其沉湎的是体育，而不象爱玛·包法利一样醉心于罗曼史），在《兔子安息了》中，他在国庆节游行里扮演山姆大叔，这一美国的人格化形象在当地很受欢迎。兔子除了他自身的文化以外，对别的文化一概不知，而他的这种文化被电视严格限定。他狂热地坚信“不管怎么说，这是世界上最幸福国度”。在《兔子归来了》一书中，他坚决拥护越战，即使是在他与美国时代主流思潮愈来愈远的时候。这与他的妻子日益参与反对越战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平衡。他是一个一如既往的盲从的爱国主义者，正如在以前的书中他妻子的情夫对他的评价：“一个典型的好心肠的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
但兔子并不经常表现出“好心肠”。他所关注的只是自己，他对情人如此关心自己感到十分惊讶和滑稽，认为“女人真怪，竟能真正关心别人”。
从《兔子，跑吧》到《兔子安息了》，兔子一直把他的妻子詹尼丝称作“那个笨瓜”，“那个可怜的蠢货”，虽然在我们眼里，她的智力水平绝不会比兔子低。
在《兔子安息了》中，即使对兔子而言，人的品性也发挥到了极致，在茜尔玛的葬礼上，他对其悲痛万分的丈夫说：“她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婊子。”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暗示兔子的厌女症是由他母亲引起的（当然是。女人为了避免对儿子产生不利影响，最好不要小孩！）可能约翰·厄普代克30年前塑造兔子·埃斯特伦这个形象时，就预知到这一点。兔子对其情人鲁丝很恶劣，在《兔子，跑吧》结尾，鲁丝将其厌恶地称作“死亡先生”。如果死亡先生也是激情洋溢的山姆大叔，那么兔子四重奏是对美国社会的强烈批评。
（乔伊斯·卡洛·欧茨，1990年9月30日）
忘掉神，找找其他的——《奥梅罗斯》，德里克·沃尔科特着
德里克·沃尔科特在他的史诗即将尾声时，突然停下了急流般的叙述，自问起来：是不是他“在文学作为历史成为一种罪/之前，再也没有读过也没有重写过。”“什么时候帆将驶离我的/视线，什么时候我将在两个渔夫的沮咒声中/听不到他们谈论特洛伊战争 ？”/他问道，“喉咙里什么时候将不再/发出回响，反复念叨那个‘奥梅罗斯’；/什么时候我能进入那些隐喻之外的光中？”这些呼语不仅对诗人来说非常感人，是一种合理的挑战，对读者来说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现在却总是被过去困扰，不只是我们的过去，而且是他人和其他人民的过去 ？就像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一样，我们必须跟诗人一起，进行一次刺激惊险的旅行，“看看那些住满了人的城市，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们方能知道问题的答案。
但是，不断激发德里克·沃尔科特灵感的，与其说是他史诗中的主人公，不如说是那个古代诗人荷马。传说，荷马来自底层社会，一生极其孤独不车。
他是一个住在士麦邦（今天的伊兹米尔）的希腊姑娘的私生子，年轻时他遍游地中海地区。可后来他双目失明，不得不靠乞讨和唱诗为生。偶尔他还能被人们善待，可是大多时候他总被他落脚的城镇驱逐出去。由于他是一个外来人和食客，他得了一个名字“荷梅罗斯”，即“人质”的意思。漂荡了一生，他死于爱琴海的一个岛上，无亲无故，孑然一身，几个打渔的孩子给他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谜，他竟然也猜不出来。
就是这个属于每个人的荷马，而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是宫廷诗人的荷马，使德里克·沃尔科特焕发了灵感写出了自己的史诗。也是这个荷马，曾记载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影响了他记述的人们的生活——包括沃尔科特先生本人，直至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这个荷马是个海神式的人物，经天纬地无所不知，可是又变化多端，让人捉摸不透。他是奥梅罗斯（他的名字在现代希腊语中的叫法），又是那个老盲人“七海”。后来他被证明是一个什么也看不见也无家可归的驳船的船员，手里攥着棕色的手稿，将被一个大主教从伦敦圣马丁教堂的台阶上赶下来。他是大海的声音，是指引叙述者的罗马诗人维吉尔。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荷马需要追述的是奥德赛从特洛伊城回来以前所发生的事，而现在沃尔科特却要反映一个更古更宽广的世界，里面有新的战争和新的大陆。如果说他的主要人物都是有着荷马史诗里人的名字的安的列斯岛民的话，那我们在史诗里还能碰到另一些人：罗马诸皇，西班牙征服者，赫尔曼·梅尔维尔和詹姆斯·乔伊斯。沃尔科特思维的疆界从现在的安的列斯群岛延伸至远古的地中海地带到顶峰时期的英王到美国边疆地区对印弟安人的战争到上一周或去年的波士顿和伦敦到一个被深深地埋在流亡的后裔的记忆中只有当遭受重大创伤时才会被想起来的非洲。正如沃尔科特先生说的，这是一个“可回溯的世界”，“艺术是历史的乡愁”。
可是沃尔科特的这部新诗并没有讲一个什么故事，而是阐释了他对爱德华群岛圣路西亚城居民——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沃尔科恃先生这样的时住时离的人——的感情和记忆。诗中许多主人公都有荷马史诗中人物的名字，可是他们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对应的那些人物之间的联系却有意含糊，若有若无。
海伦像古代的那个海伦一样美丽，只是她的脸庞井没有招来一千只战舰，也没有毁掉她所在的城池。阿喀琉斯，那个“主要的男人”，非洲奴隶的儿子，像荷马的阿喀琉斯一样健壮骁勇。可是沃尔科特先生并没有让普特洛克勒与他搭档，而是换成了瘸腿的菲罗克忒忒斯，他像荷马史诗中的那个菲罗克忒忒斯一样，受不治之伤而痛苦不堪，而他的伤愈标志着战争的结束。
可是菲罗克忒忒斯并不像那个古代希腊人一样，他活在人们中间，忍受着痛苦。阿喀琉斯也没有对他的朋友表示怨恨，他也没有杀死赫克托。赫克托是由于自己做事鲁莽而死的，可是史诗并没有以他的葬礼结束，它还展示了幸存者们接下去的生存状况，这些人学会了靠记忆来生活。
史诗接近尾声时，叙述者碰见了奥梅罗斯，他抱怨他再也不能指望那些操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人们的行为的神了。“忘掉神，”奥梅罗斯建议道，“找一找其他的。”在那些场景中，沃尔科特作用于他的人物的那种无情和不可预知，要远远超过奥林匹亚山的诸神：自然、大海、恶劣天气的挑战，蜥蜴和鬣蜥，还有那些把残骸和混乱带到风景中的丛林枝叶。当荷马的阿喀琉斯出海之后，发现他的母亲西蒂斯准备来帮助他，可是阿喀琉斯却要取信于那个美丽而无情的海母，成他毁他皆在于她。
诸神给荷马的世界带来了秩序，可是在沃尔科特先生的史诗中，奥德赛（以及我们所有像他一样在流亡的人）必须回到家中，这个家的许多特征由于岁月流逝而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可是与古代的这种参照，虽然简略而虚幻，却奠定了沃尔科特诗作的基础。它们让他的人物和场景充满英雄气概，它们认为自身的经历虽然属于特定的年代特殊的场所，可仍然是无时间性，四海皆准的。
《奥梅罗斯》中虽然没有古代希腊史诗中的那些逐战，残杀，和对残忍的死亡的描写，可是叙述过程仍然令人感奋，并印象至深。结束时，海伦回到赫克托那里；一个在战争中受伤，流亡归来的英国人发现他可以在一个Makilman的帮助下与他死去的妻子对话；一个精明的老太太经营的“无痛苦咖啡馆”也让人想起古代那个为菲罗克忒忒斯治好了不治之伤的非洲验方。
跟奥德赛和传奇性的荷马一样，每一个人（包括叙述者和读者）都能发现自己在漂泊流亡。
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遥远的过去，远古和军事史，比当代人关心的钱和自我实现的份量要重得多。沃尔科特先生的史诗意义非凡，它及时提醒我们，过去并不仅仅属于那些当时创造它的人的财富，它对我们所有人将一样重要，不管我们是谁，生在何处。
（玛丽·莱夫科维茨，1900年10月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