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 作者:巴金-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多嘴了。
我第二次来昆明遇到的轰炸,是在《龙·虎·狗》已经编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后,因此收在《龙·虎·狗》里的十九篇散文中没有一篇描述炸后昆明的情况。《龙·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当时我还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说“听到淅沥的雨声……真叫人心烦”。还说:“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但正是这雨使我能够顺利地写成这些文章、编成集子。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题目是早想好了的:《风》、《云》、《雷》、《雨》;《日》、《月》、《星》;《狗》、《猪》、《虎》、《龙》;《醉》、《生》、《梦》、《死》;、《死去》、《伤害》、《祝福》、《抛弃》(只有最后四个略有改动)。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
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饭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对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当时并没有人号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跑、横冲直撞。它时而进入回忆、重温旧梦,时而向幻想叩门,闯了进去。在我的文章里回忆和理想交替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活动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当时是没有顾虑的。我写《龙·虎·狗》,我说:“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对准它打过去。……从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说:“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应该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吧。”我又说:“龙说:‘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为了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生命的“开花”。
我重读三十八年前的旧作,我觉得我并没有讲过假话,骗过读者。
《龙·虎·狗》写成后在上海和重庆各印过两版,印数不会多。后来我把它编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这并无深意。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挨的骂实在不少,仿佛我闯进文坛,引起了公愤。我当时年少气盛,又迷信科学,不相信诸葛亮会骂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几句。在这篇散文里我梦见自己死去给埋葬以后,人们在墓前“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他们劈开棺材进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来。大家吓得大叫“有鬼”,“马上鸟兽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删去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还暗中责备自己的“小器”和“不虚心”。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劈棺暴尸的惨剧在“四人帮”时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动”。《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学家朱洗就是在死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既给挖了坟,又受到批判。这样看来我似乎成了预言家了。不过今天想想,还是删去它为好。
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那讨厌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约是在八月十日前后吧,因为我十八日写了一篇叫《废园外》的散文,讲起“八月十四日的惨剧”,至少这个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轰炸,先生坡附近就落过弹,我在前面讲到的楼房受震,砖瓦遍地,可能还是那天以后的事,所以散文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一连几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经常走到那个“灾区”,花园里的防空洞中了弹,精致的楼房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土坡上躺着三具尸首,用草席盖着,中间一张草席下露出一只瘦小的泥腿,有人指着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难道我没有看够这样的惨剧?在我这年年底写成的《还魂草》里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庆沙坪坝发生的事情,我写得比较详细,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废园外》中“带着旺盛生命的红花绿叶”还在诉说一个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惨故事。我的叙述虽然带着淡淡哀愁的调子,但我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也不曾放过我的老对头——封建家长、传统观念和旧的风习。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萧珊,还有一个姓王的朋友,三个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们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萧珊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回联大上学。我和姓王的朋友留了下来,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关于她,我要在下一篇回忆里多谈一点,在这里我不罗嗦了。
关于《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第四病室》,就找出来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去了。
小说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期中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就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部小说。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亲戚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我对萧珊讲过,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进行一次手术。我当天下午就到医院去看门诊,医生同意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但要我过一天去登记,因为当时没有床位。我等了两天。我换了一家小旅馆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这对我毫无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馆睡觉。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时间里去小旅馆附近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小时,因为我也有坐茶馆的习惯。
就在这两天中我开始写《憩园》,只是开了一个头。
两天以后我住进了医院,给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馆的小房间,带着随身带的一个小箱子坐人力车到了医院,付了规定预付的住院费,这样就解决了全部问题。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给我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治鼻子,然后又转到外科开小肠气。谁也不知道我睡在医院里,我用的还是“黎德瑞”这个假名。没有朋友来探过病,也没有亲人来照料我,动过手术后的当天,局部麻醉药的药性尚未解除,心里十分难过。但是我在这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
出院后我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顿饭我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夜深也没有人打扰。
《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心上的石块。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就丢开了憩园的新旧主人和那两个家庭,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对自己说:“下一本小说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这样一间有二十几张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吗?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人们怎样死亡,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但是我在贵阳写的仍然是《憩园》,而且没有等到完稿,我就带着原稿走了,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庆海棠溪的邮车。萧珊在重庆两次写信来要我到那里去,我终于改变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万想不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动身前我还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两天。我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我和萧珊的足迹,站在溪畔栏杆前望着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写得不少。我随身带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叠西式信笺,用信笺作稿纸,找到一个小碟子或者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毛笔蘸上墨汁在信笺上写字很方便,我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也没有停笔。最后在重庆我才写完这部小说,由出版社送给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
装订成一本的西式信笺的每一页上都盖了审查处的圆图章,根据这个稿本排印,这年十月小说就同读者见面。这些图章是国民党检查制度的最好的说明,我把原稿保留下来,解放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开始写《第四病室》。没有稿纸,我买了两刀记帐用的纸,比写《憩园》时用的差多了,这种纸只能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我当时和萧珊住在沙坪坝一个朋友的家里,是土地,楼下一大间,空荡荡的,我白天写,晚上也写,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我用葵扇赶走它们,继续写下去。字写得大,而且潦草,一点也不整齐。这说明我写得急,而且条件差。我不是在写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