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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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公元前722一前481年)是由《春秋》所包括的年代而得名。战国时代是由
当时各国战争激烈而得名。我们已经知道,封建时代人的行为受礼的约束。其实,礼不
仅约柬个人行为,而且约束各国行为。有些礼适用于和平时期,有些礼适用于战争时期。
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平时和战时的礼,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法。
我们看到,在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无效。近年以来、已经有许多实例:一国进攻别
国而事前不发最后通牒,不宣战。一国的飞机轰炸别国的医院,却装做没有看见红十字。
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也看到相似的“国际法”无效的局面,这就是礼的衰微。
春秋时代,还有人尊重国际的礼。《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
战。古板的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军。在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又在楚军渡了河还未排列成
阵的时候,宋军司令官两次请求襄公下令攻击,襄公都说“不可”,还说不攻击不成阵
势的队伍。结果宋军惨败,襄公本人也受伤。尽管如此,襄公仍然辩护他原来的决定。
还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宋军司令官恼怒地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
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所说的符合传统的礼。代表封建武
士的骑士精神;宋国司令官所说的代表动乱年代的实际。
今天各国政治家用来维持国际和平的方法。与春秋战国时各国政治家试用过而未成
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也是令人丧气的。例如,公元前551年在
宋国召开过十四国““弭兵”会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后来,将当时的“天下”
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东方归齐国控制,西方归秦国控制,公无前288年齐王为东帝,
秦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国之间也有各种联盟。战国时代,联盟归结
为两大类型:由北而南的“纵”,由西而东的“横”。当时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的
秦国最富于侵略性。纵的联盟是六国对付秦国的,由于秦国在最西,六国分布在东,由
北而南,故名合纵。横的联盟是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数国结成以进攻其余国家的,所
以是由西而东地扩张,放名连横。
秦国的政策是“远交近攻”。用这种方法它总是终于破坏了反秦的合纵而获胜。秦
国以其“耕战”优势,又在六国内广泛运用“第五纵队”战术。经过一系列的血战,胜
利地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六国。最后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全中国。于是秦王自定尊号为
“秦始皇帝”,以此名垂于青史。同时他废除了封建制度,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
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号称秦朝。
中国的统一
中国的实际统一虽然是到秦始皇才实现,可是这种统一的愿望全国人民早就有了。
《孟子》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
“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统
一”。这段对话清楚地表现了时代的愿望。
这里用world(世界)翻译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有
些人将“天下”译为empire(帝国),因为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下”者,只
限于中国封建诸国的范围。这完全属实。但是我们不可以把一个名词的内涵,与某个时
代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个名词的外延,混淆起来。就外延说,它限于当时的人所掌握的对
事实的知识;就内涵说,它是个定义的问题。举例来说、古代汉语的“人”宇,当时所
指的实际是限于中国血统的人,可是并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时译作“中国人”。
古代中国人说“人”意思确实是想说人类,不过当时对人类的了解只限于在中国的人。
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
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
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
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的统一中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们心目中的统
一全世界。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在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之下生活,只有
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
一个中央集极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又被拖进一
个世界,其国际政治局面,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
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一方面又是历史的重演,造成
了现在的深重的苦难。(参看章末的注):
《大学》
作为中国哲学的国际性的例证。我们现在举出《大学》的某些观念。《大学》和
《中庸》一样,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到了宋朝(960一1279),新儒家把《大学》、
《中庸》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新儒家哲学的基本经典。
新儒家说《大学》是曾子所作,曾子是孔子的得到真传的学生。不过说它是曾子所
作,并没有实际证据。新儒家认为《大学》是道学的重要的入门书。它的第一章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
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些话又叫做《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照后来的儒家说,三纲领实际
上只是一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是“明明德”的方法。“止于至善”是“明
明德”的最后完成。
同样,八条目实际上只是一条目,就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些步
骤,都是修身的道路和手段。至于齐家,治国,治天下这些步骤,则是修身达到最后完
成的道路和手段。所谓达到最后完成,就是“止于至善”。人只有在社会中尽伦尽职,
才能够尽其性,至于完成。如果不同时成人,也就不可能成己。
“明明德”与“修身”是一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内容。于是几个观念归结成一独个
观念,这是儒家学说的中心。
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作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需
要作为国家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只要这样,他
就是尽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他如此诚实地尽力而为,他就是止于至善了。
按本章的要求,只要指出《大学》的作者是为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着想.也就够了。
他并不是第一个为此着想的人,但是很有意义的是,他竟做得如此地有系统。在他看来,
光是治好自己本国,并不是为政的最后目的,也不是修身的最后目的。
也不必在这里讨论,格物怎么能够成为修身的道路和手段。这个问题到以后讲新儒
家的时候再来讨论。
《荀子》的折中趋势
在中国哲学的领域里,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有一个强大的调和折中的趋势。杂家
的主要著作《吕氏春秋》就是这时候编著的。但是这部著作虽然把其时的各家大都涉及
了,偏偏没有对于折中主义自己的观念予以理论的根据。可是儒家、道家的著作家都提
出了这样的理论,它表明两家尽管备有不同之处,然而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拆中精神。
这些著作家都同意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名叫“道”。各家大都有所见于“道”
的某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道”的阐明都有所贡献。可是儒家的著作家主张,唯
有孔子见到了全部真理,所以其他各家都在儒家之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家的补
充。道家的著作家则相反,主张只有老子、庄子见到了全部真理,因而道家应当在其他
各家之上。
《荀子》有一篇题为《解蔽》,其中说:
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
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慊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
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
荀子又在《天论》篇中说: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
照荀子的看法,哲学家的“见”和“蔽”是联在一起的。他有所见,可是常常同时
为其见所蔽。因而他的哲学的优点同时是它的缺点。
《庄子》的折中趋势
《庄子》最后一篇《天下》篇的作者,提出了道家的折中观点。这一篇实际上是先
秦哲学的总结。我们不能肯定这位作者是谁,这并不妨碍他真正是先秦哲学的最好的历
史家和批评家。
这一篇首先区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全部真理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对于它的
研究称为“道术”;部分真理是全部真理的某一方面,对于它的研究称为“方术”。这
一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
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这个“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一篇继续在“道”内区分本、末、精、粗。
它说:“古之人其备乎!……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
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
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
名分。”
因此《天下》篇以为儒家与“道”有某些联系。但是儒家所知的限于“数度”、而
不知所含的原理。这就是说,儒家只知道“道”的粗的方面和细微末节,而不知其精,
不知其本。
《天下》篇继续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
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天下》篇接着作出了各家的分类,肯定每一家都对于“道”的某一方面有所“闻”,
但是同时尖锐地批评了这一家的缺点。老子和庄子都受到高度地赞扬。可是很值得注意
的是,这两位道家领袖的道术,也和别家一样,被说成“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也只
是“道术”的一方面。这是含蓄的批评。
由此看来,《天下》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