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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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他说他若继续研究下去。可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
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同上)
我大段地引王国维的话,因为从这些引文来看,我认为他对西方哲学深有所见。用
中国的成语来说,他深知其中甘苦。但是整个说来,在本世纪初,真懂西方哲学的人是
极少的。我自己在上海读中国公学的时候,有一门初等逻辑课程,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
教这个课程。最后找到了一位教师,他要我们各买一本耶方斯的逻辑读本的原本,用它
作教科书。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教我们读这本书。讲到论判断的一
课时。他叫起我拼拼judgment这个词,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与m中间插进一个e!
过了不久,另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倒是有意识地努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
耶方斯的书后面有许多练习,这位老师也不要求我们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动地做。
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请求这位老师讲解。他同我讨论了半个小时,还是不
能解决,他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告诉你。”他再也没有来,我为此深感抱
歉,我实在不是有意难为他。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计划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
门,印度哲学门。门,相当于后来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有一个哲学门,即中
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当然可
以教这方面的课程。我于是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沮丧的是,这位
教授刚刚要教我们,却去世了。因此我只有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中国哲学门有许多教授,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今文学派,有的信程朱,
有的信陆王。其中有一位,信奉陆王,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程,每周四小
时。他从尧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还有五百年。我
们问他,按这个进度,这门课什么时候才能讲完。他回答说:“唔,研究哲学,无所谓
完不完。若要它完,我一句话就能完;不要它完,就永远不会完。”
西方哲学的传入
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他们是到中国
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讲演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说明。但是他
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已经一概废弃
了。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的学说的意义。要理解一个
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所以这两
位哲学家,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可是,他们的访问中国,毕竟使当时的学生大都
打开了新的知识眼界。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价值。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有区别的;又说佛学对中
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的心的概念。西方哲学的传入,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随着杜威
和罗素的访问之后,也有许多其他的哲学系统,此一时或彼一时,在中国风行。可是,
至今它们的全部几乎都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还没有一个变成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
部分,像禅宗那样。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在第
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
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
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
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实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
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
想为之一变。但是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它没有取代负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
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
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
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问;“你还要什么呢?”他答道:
“我要你的手指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
正由于这个原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
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甚至在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以前,明代的李之藻(1630年卒)早
已同耶教神父合译了一部中世纪讲亚力士多德逻辑的教科书。他译的书,名叫《名理探》。
在第十九章已经说过,“名理”就是辩名析理。严复将逻辑译为“名学”。在第八章已
经说过,名家哲学的本质,以公孙龙为代表,也正是辩名析理。但是在第八章我已经指
出,名家哲学与逻辑并不完全相同。可是有相似之处,所以中国人当初一听说西方的逻
辑,就马上注意到这个相似之处,将它与中国自己的名家联系起来。
到现在为止,西方哲学传入后最丰富的成果,是复兴了对中国哲学包括佛学的研究。
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一个人遇到了不熟悉的新观念,就一定转向熟悉的观念
寻求例证、比较和互相印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当他转向熟悉的观念,由于已经用逻
辑分析法武装起来,他就一定要分析这些观念,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本章一开始就讲
到,对于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汉学家已经铺了道路。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
解释,主要是考据的,语文学的,不是哲学的。但是这确实是十分需要的,有了这一步,
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学观念。
由于逻辑是西方哲学中引起中国人注意的第一个方面,所以很自然的是,在中国古
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来第一个得到详纲研究的一家。胡适博士《先秦名学史》一
书,自1922年初版以来。一直是此项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其他学者如梁启超(1873一1
930年),也对于名家及别家的研究有很多贡献。
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
战争爆发。甚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种精神的影响。为什么在中国的许多教会把中国
的哲学原著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书译成了西方文字,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和研究西方
哲学的书译成中国文字,大概就是这个原故。因此在哲学领域,他们好像是在做一种可
以称之为倒转形式的传教工作。倒转的传教工作是可能有的。正如倒转的租借互换是可
能有的。
第二十八章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
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将
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
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
解释清楚的。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
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
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这样做,比
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
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
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
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
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
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
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
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
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
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
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
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
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
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
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
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
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
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
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
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
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
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
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
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
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
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
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
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入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