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1届-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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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再也比不上捧着这束带有露珠的花，放在那块石碑前更为合适恰当的了。
　　王惠平一定要他们去参观那个苇制品工厂。据说：石湖的苇编品是为外贸生产的，远销好多国家，真看不出，那些极平凡、极普通的芦苇——和芦花的性格实在太相似了，在乡亲勤劳智慧的双手里，竟能编织出如此美妙的工艺品！
　　厂里送给于而龙一个精致的玲珑提篮，呵！提篮外面，还织上一条红荷包鲤鱼的图案，真是样式新颖而又风雅。于而龙把花束放进去，立刻成为一个美观大方的花篮。哦，他想：要是莲莲，我那个艺术家在场，准会爱不释手的。若是能得到女儿的赞赏，那么妈妈也会喜欢的，母女的心总是相通的。
　　好容易结束了社办工厂的参观，他实在有些耐不住，等不及了。顶多再有五十米，跨过一座干河的小石桥，该是那棵不在了的银杏树原来生长的地方，那块殷红色的碑石，应该在附近矗立着。但是江海却提议往回返了。
　　不，三十年虽然过去，方位，对一个作过战的军人来说，是不大会弄错的。于而龙不去理会他们，步伐不由得加快起来，朝小石桥走去。说不定在冥冥之中，芦花已经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来了，芦花，你的二龙来啦！相隔了三十年，你的二龙又出现在你面前了……
　　但是，当他来到小石桥的时候，不由得迟疑地，惊愣地站住了。
　　他不但不见那棵作为历史见证人的银杏树，而且也看不到他千里迢迢为之而来的那座矮矮的坟墓，也许被岁月的流逝渐渐磨蚀平了吧？但那殷红色的石碑，怎么也不见了踪影？
　　于而龙差点没叫喊出来。
　　“芦花，你在哪儿？芦花，你在哪儿？”
　　他捧着手里那个花篮望着，那些生气勃勃的花朵，似乎在询问他：“把我们放在哪里？把我们放在哪里？”于是，许多许多的疑问，包括站在石桥后边，那个滨海支队长去年十月的喟然长叹：“没有保护了她呀！”又缠绕在他的脑际。
　　难道真的会有什么蹊跷嘛？！
　　然而生活里却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呀！
　　——芦花，也许只有你能够回答我心底的诘问：为什么？为什么？……
　　只有那束特别娇嫩，颜色皎洁，芳香袭人的玉兰花，在阳光下，合拢了花瓣，仿佛显出一副惆怅和难过的样子。
　　怎么能不伤心呢？坟墓没了，石碑没了，棺木呢？尸骸呢？又散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芦花，快回答我吧！快回答我吧！……
　　没有一丝回声，只有云雀在蓝天里歌唱。

第四章　（1）

　　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刹那间，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那样的话，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现在，什么都没了，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古怪地失踪了。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