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漫话 程俊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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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形式统一，才算一首好诗。《寄唐生》诗说：“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非求韵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诗和上述的话是同样的意思。白诗的精华《新乐府》、《秦中吟》，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此外，他还用《诗经》“六义”作为评价诗歌遗产的最高标准。总之，白居易在诗歌理论上、创作上的伟大成就，和他广博的文学修养、丰富的社会经历、清醒的头脑、尖锐的眼光等等都分不开的。但他屡次提到“三百篇”、“六义”、“风雅”、“比兴”、“美刺”，“风人”等词，可见他如何重视继承、发展《诗经》的优良传统了。自唐以后，历代的代表诗人，如陆游、辛弃疾、关汉卿、孔尚任、顾炎武、黄遵宪等，他们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爱国爱民的思想，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流这条长流，《诗经》开其先河，屈原等诗人向《诗经》学习不断地加以扩大和发展，照亮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这是《诗经》无名诗人的
骄傲。五 《诗经》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诗经》出色的艺术手法，也给后代诗文以颇大的影响。赋是诗歌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法。屈原的诗歌被后人称为赋、自叙传、抒情诗。宋玉有《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荀卿有《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五篇。虽然这与汉代的赋不同，但也可以看出他们作品与《诗经》的继承、发展的关系。到了汉代，赋成了一种独立的体裁，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他们都明确地指出《诗经》对汉赋的影响。具体地说，《诗经》内容如《国风》和《二雅》中的政治讽刺诗，以及铺叙刻画的艺术手法，都给汉辞赋家以探刻的影响。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描写帝王田猎之盛，苑囿之大，极铺张扬厉之能事，最后归结为反对奢侈淫靡的风气，借以讽谏武帝。所谓讽谏和铺叙的特点，正是对《诗经》的继承，不过它在内容上、手法上都比《诗
经》扩大了。这种文体到魏晋变为抒写胸臆的短赋，到南北朝再变而为唯美主义的骈赋，到唐宋更变而为律赋、文赋。在这演变过程中，他们所写的社会内容虽各不相同，但这种艺术形式都渊源于《诗经》。《诗经》中比、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都为后代诗人广泛地采用，成为古典诗歌中的传统的艺术手法。《诗经》中的兴，兼有比义的最多，但也有兼赋而不含比义的，也有和下面只有音节上的联系的。在后世文人作品中，因用兴时普遍兼含比喻，所以一般常联称为“比兴”，变成一个词了。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鸟臭物以比谗倿，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逸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楚襄信谗，而三间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他们虽然有时比和兴也分开说，但后来文人在创作中，多数比兴合用，比和兴分不开的，是一种手法，而不是两种手法。兴的含义，本兼有启发和发端二义。但《诗
经》以后比兴的用法，从屈原开始，已经“讽兼比兴”了，而不大采取兴必须放在开头这个特点了。它有时也放在开头，但也放在中间与篇末。屈原《离骚》运用了非常多的比兴，但这首长诗的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却是赋。汉乐府《长歌行》的开头以园葵起兴，说物的盛时在春夏，而人的盛时在少壮。“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两句是居在篇中的比兴，说明“时不我与”，如不趁少壮时努力，则将老大伤悲。《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一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和“浮云敝白日“句，历来学者都认为是比兴，但它的地位多在篇中。曹王的《燕歌行》的第三句“群燕辞归雁南翔”是比兴，燕雁到秋尚知归去，反衬所思之人不归。最后两句：“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也是比兴，牵牛织女的为河梁所隔，也象自己和丈夫的不能团聚一样，但这都用在篇末。可见后来的比兴的含义不一定兼有起头或发端的意思，它在诗中的地位不一定在篇首，这是比兴和《诗经》的兴的不同点之一。其次，如前所述，既称比兴，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把含比的兴结而为一的表现手法。象《诗
经》中只兼赋而不含比义的兴，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或和下文只有音节上的联系的兴，如“扬之水”，这在后来文人作品中已经少见了。因为和下文只有音节上的联系的兴，就表现艺术来讲，可说是不十分经济的；只有民间的口头歌唱还存在这种情况。至于兴而兼赋作用的，在后来诗词中还是很多的。《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一首，开头“明月何皎狡，照我罗床帏”两句是写景，它引起了诗中主人公的“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种写景，实质上虽是兴，却不被后人当作兴而当作赎了。只有兼有比义的兴才成为比兴，而在文人诗歌中大大地发展了。这是比兴和《诗经》的兴不同点之二。再次，后来诗歌的比兴，多含寄托的意义。《诗经》里的兴，很少含有寄托；把草木鸟兽这些自然现象寄托以社会意义，象《鸱芬阅竦谋黄群ν杏魅说谋黄群Φ那菅允呛奔摹６睹钒延行┌槭馐臀问庵皇嵌栽耐崆５忧廊讼悴菘迹庵帧拔男≈复蟆薄ⅰ袄噱且逶丁钡募耐械谋硐质址ǎ谑柚芯统晌＜挠诜恕：豪指摹讹糇影唷贰ⅰ赌瘛�
生》《蜨蝶行》《枯鱼过河泣》等，都以禽言诗的形式反映了压迫者的残酷与被压迫者的悲愤。文人作品中，象张衡的《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评邪不得以通”，就是对《离骚》美人香草比兴手法的继承。其后曹植的《美女篇》《吁嗟篇》《野田黄雀行》《七步诗》等，也都是通首寄托的。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郭璞的《游仙》不消说，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多以古代的寒士自况；《述酒》一首通体比兴，几乎是隐语，现在有人认为它是悼晋恭帝的。唐代诗人亦常有比兴之作，如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和《乐府》，杜甫的《病桔》、《杜鹃》等都是。杜甫又有《佳人》一篇，是通首寄托之作：“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霉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诗写一位被
夫婿遗弃而幽居在空谷的佳人的悲惨命运和高洁品格，其实也就是作者自己。仇兆鳌《社诗详注》说：“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陈沆《诗比兴笺》说：“夫放臣弃妇，自古同情；守志贞居，君子所托。‘兄弟’谓同朝之人，‘高官’谓勋戚之属，‘如玉’喻新进之猖狂，‘山泉’明出处之清浊。摘花不擂，膏沐谁容；竹柏天真、衡门招隐。此非寄托，未之前闻。”他的分析，确能指出《佳人》一诗运用比兴寄托的特点。这种特点，在《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是常见的手法了。不但如此，在诗歌理论中，比兴也就成为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的一个概念了。如陈子昂说齐梁间诗的“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白居易说梁陈间诗‘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己。……于时‘六义，尽去矣！……世称李杜，……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陈、白都是反对齐梁绮靡形式主义的诗风，而提倡《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的。陈提出“兴寄”，白提出‘六义”，于“六义”中特别强调“比兴”。宋词一般可以分为豪放、婉约两个主要流派，但绝大多数词人可说是属于婉约派的。婉约派的特点之一，是以闺情离别为主要题材。
沈义父《乐府指迷》说：“作词与作诗不同，纵是花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由于这种题材的狭隘性，就容易流于“嘲风雪，弄花草”，而缺乏较大的社会意义。因此更需要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借以扩大词的思想意义。清代的常州词派，就是在理论上提倡比兴与寄托的。谭献《复堂词话》说：“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他所说的比兴实际上就是“寄托”；所谓“无寄托”是说有寄托的实质而无寄托的痕迹。他们所强调的寄托，从比兴的含义来说，已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屈原《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比兴手法的发展。这是比兴在含义上和《诗经》的兴不同点之三。最后，运用比兴这种手法，一方面必然先由一种具体的事物所触起所谓“触物起兴”。另一方面，这种事物和作者思想感情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比兴是一种形象思维，是我国文艺作品中，特别是在诗歌中塑造形象的常用的艺术手法之、古代的作家或理论家，也用它来调作品的形象性，反对枯燥乏味的缺乏诗
意的诗歌创作。譬如宋诗在内容上反映民生疾苦的题材多了，在形式上又发展了唐诗中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但这也同时带来了一个缺点，那就是有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偏重于说理，缺乏诗歌中必不可少的形象与感情的特质。后来有些理论家，为了纠正诗歌的缺乏形象性，也提出“比兴”（或单称兴）的手法来加以强调。这种所谓兴，是就比较广阔的意义上讲的，是作为形象患维的艺术手法来理解的李梦阳《诗集自序》引王叔武语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哭也、呻也、吟也行唱而坐歌，食咄而窹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梦阳不但强调比兴的重要性，而且以人民口头诗歌和文人诗歌作比较，说明比兴的根源，是生活与感情。可惜他自己的诗，也是“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的。谢嵘《四溟诗话》也说：“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欢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无穷。……熟读李杜全集方知无处无时非兴也。”
谢榛以为好诗都是兴中得来。也就是叶燮《原诗》所说：“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的意思。有了形象，并探入这个形象取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便是好诗，所以说李杜诗无非兴。这样解释兴，固然还不是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