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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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５牵怯凶湃毡救松砩瞎餐哂械哪敲匆恢钟旁礁小Ｕ庵侄骱苋梦也皇娣Ｎ腋械阶畈皇娣挠Ω盟祷故悄歉鼋步庠薄Ｋ还烁�3个日本年轻人讲解，而且讲得特别富于情感。十分耐心又十分生动。我不懂日语，听不出她讲得内容，但我可以感觉出她是在讲解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等到她讲完了，要和那几个日本人往外走时，我迎上去向他探问这个洞。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淡漠了，只是勉强地草草应付几句，就把我扔在那里。这时候我觉得洞中的光线更加阴暗。我的心情也越加沉郁。
多灾多难的敦煌哟，蒙受巨大耻辱的藏经洞啊！许多人都知道，许多文章都写到。敦煌已如沧桑老人，经历得太多，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我无法麻木。我在莫高窟的洞窟中走着，看着，想着，我看到那么多墙壁上的画都褪色了或者风化了水蚀了，还有被人为破坏了，我看着这些斑斑壁画犹如端详一张张老人的脸，那上边布满了老年斑。这不仅使我敬重同时使我沉郁。这时候，我对于敦煌壁画有了新的认知——我不再希冀那些个完美的修复与补就措施，甚至我也不喜欢那些保存得最完好的那种壁画。我觉得正是残缺与斑驳让我理解敦煌，理解历史，理解生命，理解许多我不曾理解的东西。而那种未经损伤的波光潋艳、色彩鲜艳的壁画虽然好看，却不会给我以沧桑和岁月，更不会给我以深刻的内涵。我只能与这些布满岁月泪痕、涂满苦难、阅历丰富的沧桑面孔一道，走向忧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6）
走 出 石 窟
莫高窟的数百个石窟要逐一看完是需要耐性更需要条件。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也仅看了十几个。大部分洞窟都不开放，听说有的比较重要的洞窟看上一个就得掏100多元，甚至有的需要掏400多元。商品意识在那一排排紧锁着的洞门上就可以感受到。洞门是金钱味道比较足的颜色，比美元底色重些，跟日元底色差不多。那是现代的装饰材料——铝合金。密封性能固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看上去不大得劲儿。据说，这都是日本人帮着搞的。一进莫高窟的大院，就能看到立着一排橱窗，里边有好几位日本人的照片，都是为修葺莫高窟而捐款的人。我还从一些介绍性的材料中，看到了日本专家学者为了维修莫高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代价。日本是个注重文化的民族，他们的“杂种”文化形态注定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他们能够对敦煌如此看重，说明了敦煌的地位。他们拿出一点钱来用于对文化遗产的修复上他们觉得很值得。敦煌即便不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我相信他们都会拿出钱来表示的。这是他们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一种姿态，这与国家与国家间的友好什么的大概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人家的文化精神，但不必盲目崇拜甚至奴颜得失去我们的人格。
当我走出洞窟，走过那个斗拱架构的双檐式牌坊入口时，我回望一眼，又看到了那3个年轻的日本人。其实，我没有必要再对他们感什么兴趣，他们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人物，他们普通的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会被中国的城市淹没的。他们瘦小枯干，没有欧洲人的高大和气质。可是，我还是一眼就瞄上了他们。他们仍在洞窟前走着，那个讲解员也还是那么热心地与他们边走边谈。他们在这里受到的待遇肯定比中国的游人要好得多。有的洞对中国人不开放，但可以对他们开。因为他们有钱。有钱就可以多看，有钱就可以赢来中国讲解员的好感，有钱就能带来人的尊严与自信。
从外表看上去，日本人与中国人实在很难区别，无怪乎在国外好多中国人被当做了日本人。令我感触的不是中国人被当成日本人这一现象，而是被当成之后，作为中国人的某种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有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上海朋友。她回来后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就是在日本街头她碰见了她的一位熟人。她说那是她刚到日本去没几天，还没有从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她在日本街头上碰见了家乡熟人亲热得不得了，她迎上去就用中国话与对方打招乎。可是，她惊呆了，那人瞅了她一眼，就像根本不认识她一样，匆匆躲开她。她又喊了一声那人的名字，那人回头冷冷地用日语告诉她认错人了，他是日本人。
这是在日本的国土上。在法国，在美国，在世界好多地方，中国人常常有被误认做日本人的时候。每每到了这样一种时候，被认错的中国人有多少能够为此感到不悦感到生气感到羞辱，于是，马上就去纠正呢？我想，如果是一位日本人被认错为中国人时，他们大概绝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沾沾自喜。
我很钦佩井上靖这位日本作家。他以中国的大西北中国的历史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的长篇：《天平之瓮》、《苍狼》、《敦煌》、《杨贵妃》等。我记得非常清晰，他在《天平之瓮》中写到的一些细节：一批盛唐时代从东瀛漂过来的年轻的遣唐使，一到长安街头，就立刻被长安的繁华所震慑。他们满眼铺金堆银，满眼的辉煌应接不暇，他们认为这不是到了人间的城市，而是到了天国里。只有天国的城市才会如此繁华。可是，当他们分头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房间彼此谈各自见闻与感受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在街头上看到的懒散的肥胖的闲极无聊的人太多，特别是那个叫普照的看到一个胖子半躺在街头晒太阳，他觉得奢侈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再富有，也架不住这么多闲人。他由此看到了盛唐的衰迹。另外几位也说出了这种共同的感觉。因此，他们在唐国拼命工作，他们为了把中国的文化学到手，为了多得一点东西，他们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与牺牲。他们抄写了大量的经卷，为了带回他们的日本。他们全凭着一种精神。日本能有今天的富足，也是凭着他们那种大和民族的精神。
由此我要说，我们现在到日本去的留学生一到日本这个富庶的国土之后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繁华，更看到的是日本人匆匆忙忙的奔走，高速旋转的节奏，严谨抖擞的精神头儿。他们受到这种东西的感染，他们干起活来比日本人还日本了。可惜的是，他们仅仅是为了往自己腰包里边划拉点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常常顾不了什么尊严什么人格了。他们与一千年前日本到中国来的遣唐使相比，缺少的不是干劲也不是吃苦耐劳的态度，而是缺少精神，缺少灵魂。他们自己赚了，可是，我们的民族却赔了。这种赔又是怎么可以挽回的呢？我十分敬重鉴真和尚。我始终以为他的东渡是我们民族的巨大损失，是日本人的最大获益。我们损失的不是一个和尚大师，我们这么丰富的国度这么丰厚的文化我相信比鉴真有才学的大师不会太少。他立志要走到真正走成，这期间相距好多年。他走了5次都没有走成。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7）
如果我们的当权者能够挽留他，哪怕一句，他可能也不会走的。他要走，当时的官中员们不会不知道。但是，官员们认为走一个鉴真也少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上苍有一种冥冥的东西不希望他走，在一次次挽留他。他明明是在风平浪静时扬帆起程的，可是，为什么突然起大风？为什么他明明是驶往日本方向，却历尽艰难险阻，竟然停靠在琼州海湾？朝廷不留大师可风留浪留，却仍然留不住呀！鉴真大师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却还要一无反顾地东渡。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中国人的举止，这与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讲到鉴真，总是颂扬他，都快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战士了。我们说他说得太多，太多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与日本人和好与日本处关系的媒介或纽带了。可是，我们作为大师的后辈究竟能够理解他多少？
我认为鉴真大师走得很残酷。对他本人是残酷的，对于我们的民族更是残酷的。我说残酷不啻是说他那惨烈悲壮的5番东渡过程，而是说他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灵魂的变化。他这一走，他由人而成神，由人而成神的过程本身就是残酷的。我说他的东渡对于民族的残酷缘由，是因为我觉得他把我们民族的魂灵带走了。如果从他个人的壮举而言，我敬佩他；如果从我们民族的角度而言，我有点抱怨他。
我那一年在鉴真的家乡扬州瞻仰了他的塑像。那塑像是在鉴真大师的纪念馆大厅的正中。这个纪念馆完全是一座仿唐式建筑，设计者是我国建筑界最有名望的前辈梁思成先生。后来，我见到了梁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徐教授。他也参入了那项工程的设计。我提到他一笔是要说他认为那个建筑搞得并不好。
如果说那建筑搞得不好，那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国土上所搞得哪一座仿古建筑能够特别让人满意呢？总有一种复制的感觉。而复制的再好也不是真的。鉴真和尚的塑像也是复制的，这是一位美院的学生去日本奈良复制的。据说他复制了两尊，一尊放在北京，一尊放在这里。我看过鉴真和尚真的塑像，当然是从屏幕上看到的。要真正去日本看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听说日本一年只有几天是开放让游人观瞻的，除了这几天之外，就关闭了，关闭了就不再开了，要开得等到下一个年度那几天。在不开这些日子里，就是再重要的人物想看也是不可能的。据说我们国家一位重要人物去那里都没有看成。
我看鉴真塑像的复制品时，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我知道他的眼睛失明了，那清癯的面颊上塌陷下去的眼窝，挂着斑驳的绿色的铜锈，更显出岁月来了。这是双无比智慧的眼睛，闭着，肯定比睁开深刻。塑像的人是按着鉴真自己的要求塑的，就是用他的真身塑的。他是坐化而去。因此，他的塑像充满神灵。就是看复制品也弥散出了这么一种神韵。我执拗地去揣度他那永不睁开的眼睛含有多少东西，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悟性。我希望从那上面看出一种愧疚，一种把民族的魂灵带走了的愧疚。可是，我伫立好久没有发现。倒是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情绪使我深深陷入了，那就是一种忧郁。至今回想起那尊塑像，还能强烈地感受着那么一种不可多见的忧郁。那种忧郁是能够震撼心灵的。我不知道别人看这尊坐像时，是否看出了这种深深的忧郁。
我之所以在这里写了这么多鉴真，是因为我从走近敦煌时就萌动的那么一种情绪需要找到一种沟通。我认为大的忧郁才能出大的智慧。作为大慈大悲的佛门人，纵然有着千般情绪，也无法替代忧郁。我在离开莫高窟时，我说不好是我用忧郁的眼睛把大泉河畔陡立的崖壁看得一片忧郁，还是那崖壁上一个个黑色的洞口都向我投过来忧郁的眼神，使我改变了凡夫俗目？
反正在我走出千佛洞时，我没有走出忧郁。我走出很远了，我还在回头望着那一片神秘而又神圣的崖畔上的一片密实的洞口，像一艘破船，在树梢处若隐若现。
再看对面的山，那是三危山，这座山也是圣山。相传，公元３６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