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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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给了房子，却是在边远的新乐小区而且是一楼，厢房。那个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条走廊曲里拐弯，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写作。屋子里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带来了我内心与日俱增的压抑与憋闷。终于我决定走出去透透气儿了。
我去往黄河源时，没有告诉妻子。她只以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组稿。
确实我头一站去了西安，住了两天，从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宁的列车。诗人晓雷当时还在《延河》编辑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车上，而且他给我联系了西宁的著名诗人白渔先生。我在西宁见到了白渔，他十分豪爽，与我一见如故，请我到他家吃饭并给我朗读他的黄河源抒情诗。他听说我要一个人去黄河源，眉头锁紧了。他说这个季节不好，要去应该在夏季，夏季黄河源头才充满诗情画意。他说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说苍蝇也可爱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样传授花粉。他说夏天的黄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却独独不赞同我在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黄河源。
他见我执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拦。《青海湖》杂志社的同仁们也曾劝阻我，他们听说我从未去过高原，便给我讲了好多高原上应该注意的事项。他们特别强调了高原反应。他们确实想得很细，替我借到了一件皮大衣。那是件很厚很沉的大衣，里边是白色的长毛，如果翻过来穿在身上，我就成了一只立起的绵羊了。亏了这件皮毛大衣，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对《青海湖》的编辑同仁们感恩不忘。
他们给我送行，我觉得他们的表情过于严肃，而这种严肃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这使我对于自己独闯黄河源本来就没底的心里边，更加显得没有着落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平生决定的一次冒险而滋生着莫名的亢奋。
要去往黄河源，得乘坐公共汽车。因大雪封山，从冬天一直封到春天，我在西宁汽车站买到了雪化后的第一辆公共汽车的票。买到这趟车票的人中，还有冬天时，从玉树那边过来的人，因大雪封路，他们到了这边就回不去家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大雪开化后，路通车了，他们才能重新回归家园。
头一辆车是在早晨迎着阳光离开西宁的。我的心情也随着阳光一起明亮开来。我的装束可能与车上的人不一样，而且差异特别悬殊，所以，我上车以后，就不断地有人朝我投来好奇的问询目光。有的干脆直接问我去往哪里？去做什么？
这辆车从西宁始发，终点站到玉树。我要去的是玛多县。黄河源是在玛多县境，我是从一位参加黄河漂流的人那里得知的。我对于玛多也好玉树也罢，是同样的陌生，我只知道汽车是朝前方开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开到，开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将会遇到什么，会不会有危险，会有怎样的危险我是一无所知。
出了西宁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视野中是看不出来有多么高的，能看出来的只是那山体一律的光秃，偶尔有棵树，丑陋地吊在那里，与奇形怪状的山石相衬，根本谈不上诗画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来的，而是车轮自然碾压出来似的。那么宽阔的草场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压，在草原中间压出来了笔直的辙线，一直通向远方。远方蒸腾着温润的气息，令人神往。
打官司的滋味儿（12）
草原的草经过一冬的休眠，更枯更黄了。还有一些未融化尽的积雪，折射着阳光的斑驳。停了一冬的高原，被我们这第一辆公共汽车唤醒了，其欢迎我们的热烈情绪，不难从四周的景色中感受到。阳光越来越热烈，枯草也越来越光芒闪烁，还有黑色的牦牛朝我们观望，牦牛毛编织的黑色帐篷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我倍觉亲切。
傍晚时分，汽车停靠在河卡，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兵站。简易土房子围成一个四合院，外墙粉刷着白灰。房子里瞅哪儿都是灰蒙蒙的一团，窗户透风，一铺土炕，炕边有一个火炉子，烤火取暖靠得是干牛粪。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了牛粪的作用。后来，在孤身去往黄河源的途中，我在藏民的帐篷里看到藏民用干牛粪当做抹布擦拭饭碗，然后给我倒上奶茶时，我对于干牛粪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河卡的那个傍晚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当时，我一个人踱出了兵站院子，来到了更为广阔的街上。街上其实很少有人，我看着沉甸甸往下垂落的夕阳，就不由自主地逛到了牧场。所谓牧场周围没有高大而严实的围栏，随时都有缺口。而这种缺口处是导致我进入险境的最直接原因。
我仰望着高远的天际，头一次在这么平阔的地方散步，根本不用担心马路上的车辆，那份感觉真是爽极了。我悠然自得地行进着，不知不觉间，走进了牧场深处，定睛一看，我的前边突然蹿腾起四股狼烟，四条壮硕的狼径直朝我扑来了。我惊恐万分地回顾一眼，身前身后全不见人，眼见那四股烟尘迫在眼前时，我根本无处躲藏，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危险。
我把四只藏獒当做狼了，事实上藏獒比狼可怕，它们猛如雄狮，发鬃被风吹拂掀动着，使脑袋看上去显得很大很凶。当时我的神志格外清醒，几乎是在一股旋风猛烈刮来的同时，四个凶神从不同方位同时朝我扑过来，遮天蔽日，它们的战术非常明确，是要霸占领空权，希望将我扑倒，然后再作处理。当它们大气磅礴地扑向我时，我半蹲着左扭右晃，一一躲闪着。我的肩头感觉到了藏獒的巨爪，耳边被它的脑袋和喘息弄出的一片恐惧的风声淹没。当我绝望中忘记了呼喊时，我的身后有人替我呼救了。那是一个藏族女孩子，她的声音惊人地响亮，可能传出去很远很远。随着她的惊叫，我听到了远处有一个男人的权威声音响了起来，随后，这几条藏獒不再朝我猛扑了。在我几乎瘫倒着无法迈步时，一个身着藏袍的男人远远过来了。他冲我一笑，黑炭般的脸上跳荡着一排雪白的光亮闪闪的牙齿。
我的肩头被抓破了，衣袖也不知怎么被扯开了个大口子。
藏獒的凶猛令我惊魂甫定。我把它们当成荒原狼了。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个人在通往星宿海的途中遭遇了荒原狼时，我才真正比较出来狗与狼的差别。我在《西部生命》一书中，翔实记述了我遭遇荒原狼的情景。现在想想，还恍然如梦。
那次真是一次如梦的远行。危险不仅仅来自猛兽，还来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原反应，来自天气的瞬息万变，来自我体内的多种不适应。终于我浑身瘫软地躺倒了，先是躺在藏民的帐篷里，而后是搭乘了淘金人的汽车回到了玛多，依然昏昏欲睡，不吃不喝，在玛多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昏睡了两天半，发着烧说着呓语，如果再发烧下去，我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在那种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思考过死亡。我就像一个人在滔滔浪涌的大海中游泳，筋疲力尽时，你不能指望任何人来救你，你只能靠自己的仰泳，慢慢地躺着漂着来逐渐恢复体力恢复信心，只能自己救自己。依靠别人是不行的。
事实上，我在孤身闯入黄河源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生命的无助感。
我回味这些危险经历，是要说明当时妻子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她从我的文章里边看到了，才开始了真正的后怕。这种后怕使她越来越敏感。比如我在柴达木时，她必须让我每天给她一个电话，报告我的行程，否则她就睡不着觉。而我在遭遇到那场大风沙时，三天没给她电话，她就疑神疑鬼了。
还有，我去欧洲那次。行前，我还在写《西部生命》这部书。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抢在去西欧之前将我在柴达木的感受写出来的。最后一篇散文是《忧郁的敦煌》。这篇文章我写得很有宿命色彩，不仅沿途的石头是黑色的，连莫高窟里边的武则天的画像也变成了黑色的，岁月是以黑色的形态在向我讲述着生命的悲情，当然还有我对三毛走西部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感慨，抒发了一个人孤寂行旅中的宿命意识。
当我写完这最后一篇文章，并打印出来时，已是翌日清晨了。当天我就乘车去北京，然后由北京飞赴布鲁塞尔。由于我只是沉浸在头一次出国远行的亢奋之中，完全忽略了我妻子的心情。她看到了我的《忧郁的敦煌》，她在我走后读完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她的担心一下子达到了极致。她开始恐慌地注意电视新闻，担心是否有飞机坠毁。当我到达巴黎，在街头的电话厅里给她报了个平安消息后，她哭了，而后又笑了，她说她一整夜听到的都是飞机坠毁的声音。
应该说，她是个非常爱操心的人，她是个弱者，身体心理都很脆弱，我应该更多地照顾她。但是，我一旦远行，就顾不上她了，而她为我的担心焦虑却会永远伴着我的匆促步履。
打官司的滋味儿（13）
当一些记者因为张建伟轻松地在十天时间里完成17万字的《蝉蜕的翅膀》，并且与我一同获奖时，他们都在问我，为了写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怎样的代价时，我都要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有些所谓艰苦是可以说出来的，而有一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就沉淀下去了，而且永远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内心的疾患。
或许经历过多次的孤身远行，比如后来又两番去了柴达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对于整个西部的轮廓感受得以完成后，我觉得，基本上能够从容应付我所遇到的许多困境。从而，我一次次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我已经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为我不会在乎任何挫折与磨难了。
如果说远行使我置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能够磨练我的意志与信心的话，那么在打这场官司中我所处于的无助状态，则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搞得我相当一段时间心绪很烦。
时常会发些无名火，这些无名火对周围对家庭无疑都像病菌一样，会传染会伤害别人，或许基于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弃了我为之敬业了23年的编辑业务，辞去了主编兼社长的职务，我选择做一个自由的专业作家。
我这样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想还回自己一份清静的心态。但是，即使我这样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摆脱内心的烦躁，因为我可以摆脱主编社长工作，却无法摆脱官司的马拉松式的纠缠。即使是一审开庭了，判决下来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没完，你就得一步步耐着性子去走完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越来越无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会感觉你想寻找的正义，你想维护的东西，却在这个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这是后话。
上边我说到的是领导希望我高姿态，作出让步，朋友们的劝告也对我影响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节后，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中心跟我谈了两个字“分寸”。他认为媒体已经报了，许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温度达到80度了，但还有20度，如果这20度太费力气，便得算算小账是否合适。他认为既然部长们都出面调停，如果我这边再一味坚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确实比我有经验得多，他认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预法律的。他认为打了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