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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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性学家盖格农认为：性学时代是从1890年开始的，其间性研究者和活跃分子试图将性导入“科学”领域。最大规模的几次性学调查是：金西，12000例，1948…1953年；海特，　
　　15000例，1972…1986年；英国，20000例，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0000例。　
　　60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话语的题目；到了80年代，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论争的题目，又是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因素。性问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与家庭有关的性；性行为本身；性与母性；生育控制；堕胎与生育权利；性作为商品——卖淫业与色情业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有关性的问题地位尤其特殊，因为性是女性研究的一个主要自变量。　
　　1、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分歧　
　　女性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弗里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认为，只要女性获得了社会平等，性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格里尔尽管不反对异性爱，但却要求解放了的女性不要结婚；费尔斯通则号召“在每间卧室中进行革命”；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把性解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既要争取两性平等，又要争取性倾向选择的自由，她们争取女性解放的根本动机是性解放，并认为只有通过完全摆脱异性恋才能实现女性的性解放。　
　　虽然女性主义者在性的问题上观点各异，但是概括起来，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两个阵营——激进派阵营和自由派阵营。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内部出现了关于性问题的激烈论争，这一论争使得两个阵营渐趋成型。激进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否定，被称为否定性的一派（anti…sex）；自由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肯定，被称为肯定性的一派（pro…sex）。它们的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女性运动与性自由的关系；另一个是女性运动内部差异所具有的含意。　
　　性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内部最富争议性的问题。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认为，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力影响到他们与女性的性关系；女人在性的权利和权力上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双重标准的问题普遍存在。女性运动向传统的性观念提出挑战。传统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分和尊严。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女性运动最常提到的一个要求是，“男人不应当把女人当作仅仅是一个性对象　（sex　object）”。女性主义向男性压迫与女性屈从的秩序挑战：过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种”，女人则应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拥有土地和财产一样，也拥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宫的产品。　
　　激进女性主义的性观点认为：异性恋性关系一般具有性客体化特征（男性是主体和主人；女性是客体和奴隶），它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女性主义应当拒绝任何导致或将男性性暴力“正规化”的性实践。作为女性主义，我们应当通过发展我们自己的性的优先权来控制女性的性，它与男性的性不同——更关注亲密关系，较少表演性。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充分自愿的、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有感情卷入，不扮演两极角色。（Jaggar；　et　al。；　314）　
　　激进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农和德沃金（MacKinnon　and　Dworkin）。她们两个人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激烈反对两性性关系的场合，因此有人创造出一个带有讽刺的称呼“麦德分子（MacDworkinites）”。在某种程度上，激进女性主义的性观点已经被妖魔化了。　
　　女性主义关于性机制是如何导致压迫的问题有大量的探讨。麦金农有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说法，她说：“做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语…动词…宾语。”（Mackinnon；　124）　在她看来，这就是女人最现实的状况，这就是这个社会中在性别问题上的最后真理。性别就是女人的性的客体化　（sexual　objectification）　的结果。换言之，所谓性别身分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强加在女性身上。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两性的差别成为令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借口。“这种差异就像戴在统治铁拳上的一双天鹅绒的手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差异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无论这一差异被承认还是被否认；无论差异的性质被褒扬还是被贬抑；无论女人因此被惩罚还是被保护。”（Mackinnon；　219）　
　　按照麦金农的观点，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操人者和被操者　（fuckors　and　fuckees）。当然，在她看来，这一划分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为一群人长了男性生殖器，也并非因为女人要生育，这一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性别认同的规范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而不是由两性生理的差异自然形成的。总之，她对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性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三、关于性问题的论争（2）　　　
　　在性问题的两大阵营中，激进派还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男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制售业，男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　（S/M），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　（butch/femme）　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性主张包括：异性恋及其他一些性实践中存在压抑、父权制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压抑了每个人的性欲望和性快乐。通过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为了使多数派保持“纯洁”，受到控制。女性主义应当拒绝所有的理论分析、法律限制或道德评判，因为它们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从而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作为女性主义我们应当通过要求实践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的性行为的权利来控制女性的性。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完全自愿、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通过协商使用任何他们选择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得双方的性快乐和性满足。（Jaggar；　et　al。；　315）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Masters　and　Johnson）　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　（pro…sex）　和反对性　（anti…sex）　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　（阳刚阴柔）　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性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　
　　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性被允许与生殖和婚姻家庭关系保持更远的距离。在性追求和性快乐的追求中也容纳了更多一般被归属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亲密、社区和性平等。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类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动，人不仅喜欢性活动，而且将其变为宗教仪式，变为一种持续的体育运动，甚至是一种职业。除生育外，性还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表达正面的情感：爱、亲密、兴奋和快乐；也可以表达负面的情感：统治、攻击、愤怒、仇恨和羞辱。（Barash；　et　al。；　37）性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紧密、最亲热的方式。　
　　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　（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　（Victoria　Woodhull）　也曾公开主张女性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　在60年代的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　（panic　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ecs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　（aesthetics　of　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性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性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