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主笔肖锋文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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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农二代、小城青年，他们似乎是“中国人的脊梁”或臂膀。但当上升通道堵塞，长此以往，他们也会失去耐心。等哪一天，全民都不痛了，大痛就来临了。
企业做大做强，要靠橡皮人吗？
企业的“企”字上面首先是个“人”字，企业即人业。
经常有老板或主管抱怨“橡皮白领”有点皮了，但就是从不自己反思都是什么消磨了员工的斗志。一些企业推出“橡皮人”培训计划以求唤醒员工职业热情，倒不如在内部多培养些兴趣小组，读书会、陶瓷班甚至杀人游戏小组之类的。企业无活力，根源在于缺乏亚文化，没有亚文化就没有各类创新。
富士康只有计件工资和流水线，这样的企业只会在批量生产产品的同时批量产生“橡皮人”。富士康每加工一部iPad，苹果公司拿走60％的利润，富士康每部只挣3。5美元，人民币升值5％会把这点薄利吃掉。自主品牌或者技术创新，又从何而来呢？那些挣不到加工费的企业就去copy。这也难怪富二代不愿接班，因为他们看不到前景。一旦加工利润挣不到了，移民潮就是直接结果，就像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今天看到的情况一样。
有痛感才会有同情心，继而有同理心（与别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在“右脑时代”，同理心是设计出现代人喜爱的新科技玩具的出发点。今天，小狗知人，而人不知人。科技公司的CEO是最有痛感的人。乔布斯最了解人类为科技所累之痛，于是才会有苹果大道求简的产品。乔布斯在顶级CEO之前，首先是人类学的大师，深谙人类之痛，才能创造伟大的产品。
中国企业都在喊做大做强，其中就是没有人的位置。麦当劳的使命首先是作为全世界每个社群中最佳的雇主，然后才能“使得每位麦当劳的客户都得到欢笑”。这些全球企业霸主告诉我们的是，不用口口声声“做大做强”或“入500强”，而应“以人为本”。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提出最佳企业模范：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如是，企业发达、员工开心，还愁入不了500强吗？其实入不入也就罢了。
社会溃败比大地震更可怕
李开复说有一年基本在飞机上，两个臂膀基本成了死肉，最终找来一位两米高的按摩师才把死肉揉开。今天中国人长久封闭的痛感神经，谁能把它按开？要靠《唐山大地震》的强刺激触动泪腺吗？没有痛可以装痛。在一次乡村葬礼上，我看到死者侄子点曲《侄子我想你了》，侄子没哭，倒是受雇的哭灵者哭得天昏地暗。悲伤也是可以商品化的。
经历大地震之后，断肢不可怕，细胞坏死才可怕。央视大楼起火，济南街头交警被杀，民众却在一旁幸灾乐祸。中国荣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网民冷眼观之。表面光鲜、内部坏死，有什么可骄傲的。
细胞坏死就是社会溃败。冷漠和幸灾乐祸盛行。失去整合的社会必定公众事件频发。中国正支付高额的维稳成本。地级市以下城市，是公安行政系统的天下，有最牛的办公大楼，最牛的车，响着警笛呼啸而过。没有一个机构或组织去核算维稳的成本与效果。
但社会失范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人不奋斗了。“志者，气之帅也”，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失志，则心君不能统摄五脏六腑和四肢。麻木人或橡皮人，非六根清静得大定，完全是六神无主，不知所从。
找回元神，找回社会主心骨，先要恢复中国社会的痛感，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心气。
最大的麻木是对诚信的麻木。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但也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求真、只求仁。其实今天中国人的行为不能简单归罪于文化的。那是一种刻意的开脱。中国人失信造假的根源在当下教育制度。作文造假是从小学的，两面派的作法也是从小学开始的。然后才有文凭造假和产品造假。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记载了15000个人物，大多是成功者。胜利者没有对错。白猫黑猫，黑猫洗白，白猫涂黑，一切都以成功主义为准绳。真假、公正、善恶，通通都往后靠。但中国历史也不能为今天的成功主义者开脱。今天的成功主义完全是现行制度的产物。GDP是官员的成功主义，世界500强是垄断企业的成功主义，野鸡大学是伪海归的成功主义……
成功主义之下，民众心情只能用一个“被”字来表达，一种空前的无能为力感。奋起抗争者不甘于无能为力。一个唐福珍顶得上一千个宣扬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而学者，请百度一下“学者”二字，基本都是负面信息。在这个大背景下，抱怨一下小白领们的橡皮人现象又有何意义呢？还是到社会大背景去看看吧。
今天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因为人心大坏，所以形势大好也维持不了多久。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前30年是经济学家发言，后30年该是民众发言了。理想的社会各有各的理想，但有三点是共同的：国家有愿景，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让有钱的有实现感，让无钱的有奔头。充满失败感和无能为力感的社会断难持久，也就遑论大国崛起了。
选择现代化，就是选择不耐烦
文/肖锋
第327期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耐烦仍将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但不耐烦时间长了就会积聚变革的力量，不耐烦正是社会进化的开始。
在当今世界，每天都是“国际投胎日”。中国的疯狂速度更比全球快一拍，风风火火，争先恐后，海归同学回国一看，嚯，好一派鸡飞狗跳的景象，我熟悉的祖国又回来啦！
中国人争先恐后的场景可以演化出不同场景来，比如周末打不到车叫“国际打的日”，世博会排不上队叫“国际SB日”，世界杯看朝鲜队比赛叫“痛骂国足日”……反正不耐烦是我们的常态。
当下的浮躁无需再费笔墨。我想说的是，这种浮躁无可指责。都是穷忙族，都是忙生活，都是“老赶”，有啥好指责的。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忙中有劲，忙得出结果，30年之后开始穷忙，忙不出个结果，且忙得没尊严了。所以不耐烦成为基本社会心态无可指责。
在“奴时代”，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鞭子
王老吉热销、绿豆断货，今天的中国人易上火，不独股市暴跌、房价暴涨，社会不断撮火的地方还有许多。
中国人急急忙忙“去投胎”，脚踩风火轮，打造了中国速度。但中国人并不享受这种状态。因为被迫，因为这是“奴时代”：房奴、卡奴、孩奴、媒奴及其他什么奴。
愿意当房奴是某种担当，否则你都不好意思上《非诚勿扰》。而孩奴即一辈子替孩子打工不求回报者，则似乎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父母一辈包括贪官在内，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下一代争得一番好天地。媒奴是那些急于跟上时代的人，每天被迫接受资讯，就担心被边缘化，被时代淘汰。
在“奴时代”，不为“奴”你就更无尊严可言。比如没有“丈母娘需求”，你就连媳妇也娶不上。某一天回顾“成功的一生”，发现是“丈母娘需求”造就了你。
在“奴时代”，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鞭子。不耐烦或急功近利是体制造成的，白领和中产成功学背后是辛酸和无奈。即便那些体制的受益者权贵阶层，头上也悬着一把鞭子，否则就不会纷纷把自己或子女弄到海外去了。
“奴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没安全感是因为社会缺乏规矩。我惊叹于日本和香港车流之速，道路不比内地城市的宽，但车速急快，就因为有规矩。该慢的时候就慢，西方城市的道路从来都是车让人，有时礼让得你都有点不好意思。在中国你要是礼让，假如没有红绿灯大概半个钟都过不去。无规矩融入中国人的基因，香港近年红绿灯乱象，据说是内地人去得多了。
在“奴时代”，政策可以朝三暮四，房价政策高举轻放，股市政策浑水摸鱼。无论房市股市，在中国永远只能做短线，所以中国永远诞生不了巴菲特。
在“奴时代”，股市最撮火，有人将佛戒引入炒股。佛家称烦恼由贪嗔痴而来，是我执在作怪，炒股大忌是贪，老想一买就赚大钱；是疑，疑心太重，涨了老觉得要跌就卖出……佛戒是救不了中国股民的。
所谓成功人士，即是在无规矩中浑水摸鱼和火中取栗者，或者是善用潜规则的受益者。
中青报调查显示：超七成人认为单靠踏实工作难致富，89。1％的人表示身边年轻人想做“炒钱族”——一个新词诞生了。“少壮不炒股，老大徒伤悲”，炒股、炒房、炒期货、买彩票，神州无处不炒作。
年轻世代沦为“炒钱族”实为现实所迫。如果大头都被权贵集团拿走了，那么多数人抢那一点残羹剩饭，只有抱侥幸去炒钱。所以着急，所以王老吉热销。
中国经济在30年高增长之后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枯竭，社会未富先懒，好日子过完了，开始尝到苦日子的滋味了。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民众对权贵的制约，将成为经济下一步增长的关键所在。
不耐烦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不耐烦仍将是中国社会常态。王老吉仍将好卖。
众所周知，中国民航永远延误。在欧洲机场常见的一景是有人手捧小说阅读，在中国候机厅中鲜见读书者。候机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有时成绝望。一位朋友在上海机场苦等6个多小时才上机，大家才舒一口气，只听一位旅客暴出：“现在半夜2点了，我要回去睡觉！”机务人员挑动大家说服这位“刺头”，因为只要一人喊着下机，所有人都要下来，所有行李都得卸下来重过安检。该“刺头”终于在众人的声讨中作罢。
中国民航是体制坚固的垄断堡垒之一。屡屡亏损，屡屡腐败，东航前运控总经理落马，该处级干部在上海购有4处房产，房款多来自“小金库”——审计署公告披露，东航的“小金库”资金充裕得很，而东航前年巨亏140亿！
可怜那些空姐为不合理航空管理体制承受顾客不耐烦的口水，她们娇嫩的脸蛋承载着体制的屈辱。因航机晚点对空姐抱怨时，你当怀有怜悯之心。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银行，银行职员为不合理体制承受顾客不耐烦的抱怨。中国银行可能是全球排队时间最长的，中国银行可能是全球手续最为繁琐的，但中国银行也是腐败案和呆账率最高的之一。这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银行职员和顾客要承担腐败成本。银行职员可能忙得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顾客还是骂，因为体制是看不见的，他们是看得见的。
怜悯也好，佛戒也好，并不能帮中国人消除不耐烦的根源。我以为，不耐烦时间长了就会积聚变革的力量，不耐烦正是社会进化的开始。
史上中国农民揭竿而起，都因连年灾害后，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但凡尚存一点生活希望，中国人民是不会反的。这便养成了自秦以来两千年中国人的忍功。鲁迅先生才决定用笔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
与中国相反，号称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