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拉斯撰文分析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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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还有可能以抗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外国金融投资者的逐步定量开放会产生累积的质变。随着对外国投资者的固定费率变得愈发具有灵活性，极有可能使得外国资本数额通过中介或借壳的方式增多，直至占据主要地位。即便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当前的自由化政策加大，并逐渐拓展到其他部门，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问题在于外国金融资本具备资金、组织和对市场的指挥能力。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也遇到类似风险。一个月时间里，欧美投资银行和审计的决策已经让中国投资公司（CIC）在其第一笔海外交易中损失了4亿美元。百仕通集团（前译“黑石集团”）以每股31美元的价格向中国投资公司公开销售股票，募集到30亿美元。随后，百仕通集团两大股东史蒂夫施瓦茨曼和彼得彼得森卖掉了持有的股票，获得5亿多美元的收益。随着他们出售股票，百仕通集团的股值下跌至25美元，中国政府为这笔在他们看来属于合法，实为百仕通集团高层操控的交易买了单。中国在持有外国股份的短暂道路上损失了22％的资金。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在资本进入和流出的整个自由化过程中，中国工业增长的大厦也在承担着风险。当中国金融资本利用出口顺差带来的大笔资金进行投机交易和获得金融风险工具的时候，数千万人要面临经济失去稳定的后果。与此同时，更多的被排除在封闭的金融圈以外的人则继续承担着低工资、高教育成本和私有化的医疗卫生体系等后果。当中国的中高阶层可以自由决定资金在证券市场的流向，随意赚取或损失金钱，或是把存款纳入境外银行业务的时候，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大部分普通劳动者和农民还要承担不合理的市场投机行为带来的变化无常的后果。 更大自由化的另一种选择 实现中国金融部门自由化正是美国经济“沙皇”亨利保尔森的战略目标。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美国各金融集团进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是财政部最明显的企图之一，由此引发了对美国工业触及中国13亿消费人口的指责。”美国一些著名金融分析家也同意这一观点。美国金融服务论坛的罗伯特尼科尔斯强调：“保尔森已经把金融服务列入了美国与中国经济事务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如前所述，保尔森在争取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中国取消了对新的外国公司投资金融市场的障碍，并把投资额度提高到300亿美元。 此外，为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从而为西方保险业进入中国蕴含巨大利益的个人保险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对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日渐开放之后，在国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之后，中国的金融部门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威胁。对经济政策失去控制；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盲目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带来了风险；投资咨询公司和大型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 中国在投资优质股中的损失所带来的风险在目前这场由销售高风险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来。这场危机已经延伸至被认为安全的抵押贷款市场和其他证券市场。 随着欧美金融部门与中国银行的合作，它们将有可能使用各种办法对中国同行施加影响力，包括向地方和国家官员行贿和施加压力，目的就是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拓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股票、债券和存款等领域的途径。 与失去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并承担巨大投资损失所带来的风险相反的是，在其国内金融市场，中国具有巨大的低风险投资机遇，这将加快中国经济长期、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每年，中国都要因为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的变化而承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向资本主义过渡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私有化，数亿农民和城市农村移民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服务。投资500亿美元，在农村地区实行包括专业医生和技术护理，以及提供低成本药品和基础医疗技术等在内的免费公共医疗计划，将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和消费支出，缩小贸易顺差带来的麻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此外，还将有助于减少女婴被杀犯罪案件的数量。 中国对国外市场和对海外投资的依赖也是其国内市场呈现脆弱趋势的结果。 之所以造成国内市场的疲软，是因为工资水平，以及普通劳动者和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国内市场在消费商品方面表现出的疲软态势也是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都集中在10％的少数人手中的结果。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各国中社会不公现象最严重的国家，超过了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调整最低工资水平、限制工作时间和制定劳动安全法将有助于提高目前被排除在国家经济之外的数亿消费者的购买力，让他们有更多时间购物。增加对工资的投入将减少收益、削弱精英阶层的强大购买力和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此外，还能缩小贸易顺差，减少海外风险投资。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继续自由化就会带来更多的海外风险投资，失去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社会的不安情绪。 旨在把投资引向国内市场，重建教育和卫生医疗体系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元素。 增加人民收入和外国及本国企业的税收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公现象，控制奢侈品进口。同时，削弱国家掌权阶层和私人的实力，从而避免外国企业通过合资方式控制中国的经济战略部门。 关于通过公共和私人投资实现的经济飞速增长的未来发展方向已经展开了广泛讨论。要么像保尔森提出的那样加快自由化的步伐，为外国金融资本彻底敞开大门，要么像大多数中国普通劳动者要求的那样，进行方向上的转变，进行低风险投资，把资金大量投入到国内市场。中国是将继续西方特点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还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拭目以待。（王萌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