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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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酒精饮料，被认为有害于普通人民的健康，有害于普通人民的道德，所以英国过去某时期，曾以妨碍这种饮料的消费为政策。依此政策，对蒸馏所课税的低减，不应过大，以致降低此种饮料的价格；酒精的高价，要使其依旧不变，而同时，麦酒、啤酒这一类无碍健康而又能鼓舞精神的饮料，则要使其大大降价。这样，人民现在怨声最大的租税负担，就可得到部分的减轻，同时国家收人亦可大大增加。
达文南特博士对现行国产税制度上的这种改变，表示反对，但他的反对意见，似没有何等根据。据他所说：依这一变革，现在很平等地分配于麦芽制造者、酿造者及零售业者利润上的国产税，在它影响利润的范围内，将全然归由麦芽制造者负担了；酿造者及零卖业者可由酒的加价取回其税额，麦芽制造者却不容易做到这层；并且，对麦芽课以这么高的税，势必减低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
就相当长的时期说，没有一种税能够减低特定职业的利润率；任何职业的利润率，一定常与邻近的其他职业保持相当的水准。现在的麦芽税、啤酒税及淡色啤酒税，决不会影响商人在这些商品上的利润；他们可从增加酒价收回所付的税额，并外加一定的利润。固然，一种税加在货物上，可能使此货物昂贵，从而减少此货物的消费。但麦芽的消费，在于酿成各种麦芽酒。对每夸特麦芽征收十八先令的税不会使酒的价格比征收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的税更贵；反之，这些酒的价格，说不定还可因此减低一些。其消费，与其说会减少，倒不如说会增加。
为什么酿造者，现在能在酒精增高的价格上，收回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时乃至三十先令，而麦芽制造者要在麦芽增高的价格上收回十八先令，却更困难呢？这是不容易理解的。固然，麦芽制造者，对麦芽每夸特不是垫付六先令的税，而是垫付十八先令的税；但酿造者现在却要对其酿造所用的麦芽每夸特垫付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时甚至三十先令的税。麦芽制造者垫出较轻的税，断乎不会比酿造者现在垫出较重的税，还要不便。任何麦芽制造者，不会常在仓库保存这么多的麦芽存货，使得卖出这数量的存货，比酿酒者卖出其通常在酒窖中所保存的啤酒、淡色啤酒存货，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前者收回他的资金，往往可与后者同样迅速。麦芽制造者因垫付较重的税而感到的不便，可很容易救济，只要给他比现在给酿造者较长数月的时间来缴清税款就够了。
凡不是减少大麦需要的原因，都决不会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设使改弦更张，把酿造啤酒和淡色啤酒的麦芽，每夸特税率，由二十四、二十五先令，减到十八先令，那不但不会减少需要，而且会增加需要及外，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是常须与其他同样肥沃和耕作得同样好的土地的地租利润大略相等的。如其较少，则大麦耕地的若干部分，将转作其他用途；如其较多，则更多土地将立即转来栽植大麦。当土地的某一特定产物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独占价格时，对此所课的税，就必然会减少那土地的地租及利润。例如，葡萄酒的有效需要，常大感不足，因此，其价格和同样肥沃及耕作得同样好的土地的其他产物的价格比较，往往超过自然的比例；现在如对贵重葡萄酒这种产物课税，此税必然要减少葡萄园的地租及利润。因为，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达到了通常上市葡萄酒量所能达到的最高价格；那个数量不减，其价格即不会再高；那种土地既不能转用以生产其他同样贵重的产物，如果缩减那上市数量，损失还要更大，所以，赋税的全部负担，要落在地租及利润上，确切地说，要落在葡萄园的地租土。当有人提议课砂糖以新税时，我国蔗糖栽植者常常说，此税的全部负担，不会落在消费者身上，而要落在生产者身上，过去课税以后，他们从不能把砂糖价格提高，超过未税以前。可是，未税以前，砂糖价格似乎已是一种独占价格了，所以，他们引来证明砂糖为不适当课税对象的论据，恐怕正好表示那是适当课税的对象；独占者的利得，随时都是最适于课税的。至于大麦的普通价格，却从没有成为一种独占价格；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对于同样肥沃和耕作得同样好的其他土地的地租及利润，也从没有超过其自然的比例。课于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各种税，从未减低大麦价格，从未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使用麦芽作原料的酿造者对麦芽所付的价格，曾在不断按照麦芽税的比例而增高，而这种税和课于啤酒、淡色啤酒的税，曾在不断提高那些商品的价格，或不断减低那些商品的质量。因此，这类税的最后支付，总是归消费者负担，而不是归生产者负担。
由制度的这种改革而可能受到损害的，只有一种人，即为供自家消费的酿造者。但是，一般贫苦劳动者及工匠们所负担的重税，现在上层阶级部反得到了免除，那确是最不正当最不公平的；即使不实现这种制度上的变更，那种免除，也是应当撤废的。然而，从来妨碍这利国裕民的制度上的改革的，说不定就是这上层阶级的利益啊。
除上述关税及国产税外，还有若干更不公平、更间接影响货物价格的税。法兰西称为路捐桥捐的，就是这种税。此在昔日萨克逊时代叫做通行税，其原来开征的目的，似与我国道路通行税及运河与通航河流通行税的目的相同，即用以维持道路与水路。这样的税，最宜于按照货物的容量或重量征收。在最初，这些税原为地方税或省税，用于地方或省方用途，所以在许多场合，其管理都是委托于纳税地方的特定市镇、教区或庄园，因为在设想上，这些团体，是会以这种或那种方法，负责实施此种税制的。可是往后在许多国家，对此全不负责任的君主，把此项税收的管理权，握在自己掌中。他虽在大多数场合，把税大大提高，但在多数场合，却完全不注意它的实施。假若英国的道路通行税，成了政府的一个资源，那我们看看许多国家的榜样，就会十之八九地料到它的结果的。这些通行税，结果无疑是由消费者支出；但消费者所付的税，不是按照他付税时他的费用的比例，不是按照他所消费货物的价值的比例，而是按照他所消费货物的容量或重量的比例。当这种税不按照货物的容量或重量征收，而按照其椎定的价值征收时，严格地说，它就成为一种国内关税或国产税，会大大阻碍一国最重要部门的商业，即国内贸易。
若干小国，对于由水路或陆路通过其领土，而从一外国运往另一外国的货物，课有与此相类似的税。此税在一些国家称为通过税。位于波河及各支流沿岸的若干意大利小国家，由此税取得有一部分收入。这收入，完全出自外人。不妨害自国工商业，而由一国课加于他国人民的税，这也许是唯一的种类。世界最重要的通过税，乃是丹麦国王对一切通过波罗的海峡商船所课之税。
象关税及国产税大部分那样的奢侈品税，虽完全是不分彼此地由各种收入一起负担，最终由消费货物纳税的人，不论这人是谁，无所取偿地为其支付，但却不常是平等地或比例地落在每个人的收入上。由于每个人的消费，是受他的性情支配，所以，他纳税的多寡，不是按照他的收入的比例，而是视他的性情为转移；浪费者所纳，超过适当比例，节约者所纳，不及适当比例。大财主在未成年期间，由国家保护获得了很大收入，但他通常由消费贡献给国家的，却极有限。身居他国者，对于其收入财源所在国的政府，可以说没在消费上作一点点贡献。假若其财源所在国，象爱尔兰那样，没有土地税，对于动产或不动产的转移，亦无何等重税，那么，这个居留异国者，对于保护其享有大收入的政府，就不贡献一个铜板。此种不公平，在政府就某些方面说是隶属于或依赖于他国政府的国家最大。一个在附庸国拥有广大土地财产的人，一般在这场合，总是宁愿定居在统治国。爱尔兰恰好是处在这种附庸地位，无怪乎，对外居者课税的提议，会在该国大受欢迎。可是，一个人要经过怎样的外居，或何种程度的外居，才算是应当纳税的外居者，或者说，所课的税，应以何时开始何时告终，求其确定，恐怕不免有点困难吧。不过，我们如把这极特殊的情况除外，则由于此税所产生的各个个人在贡献上的不公平，很可能由那惹起不公平的情况，得到抵偿而有余；那情况就是，各个人的贡献，全凭自愿，对课税商品，消费或不消费，他可以完全自决。因此，如果此税的评定没有偏差，所税商品也很适当，纳税的人，总会比完纳他税少发牢骚的。当这种税由商人或制造者垫付时，最后付出此税的消费者，不久就会把它与商品价格混同起来，而几乎忘记自己付了税金。
这种税，是完全确定的，或可以说是完全确定的。换言之，关于应付纳多少，应何时完纳，即关于完纳的数量及日期，都能确定，不会留下一点疑问。英国关税或他国类似各税虽有时显出不确定的样子，那无论如何，总不是起因于这些税的性质，而是起因于课税法律措辞不很明了或不很灵活。
奢侈品税，大都是零零碎碎地缴纳，而且总是可能零零碎碎地缴纳，即纳税者什么时候需要购买课税品多少，就什么时候缴纳多少。在缴纳时间与方法上，这种税是最方便的或有可能是最方便的。总的来说，这种税符合前述课税四原则的前三原则，不下于任何其他税。可是，对于最后第四原则，就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违反的。
就此税的征收说，人民所纳多干实际归入国库的数目，常比任何它税来得大。可能惹起此流弊的，一共有四种不同情况。
第一，征收此税，即在安排极其适当的场合，亦需要设置许许多多税关及收税人员。他们的薪俸与津贴，就是国家无所入而人民必须出的真正的税。不过，英国此种费用，还较其他大多数国家为轻，那是不能不承认的。就1775年1月5日为止的那个年度说，英格兰国产税委员管理下各税的总收入，计达五百五十万七千三百零八镑十八先令八又四分之一便士，这个金额，是花了百分之五点五的费用征收的，不过，在此总收入中，要扣除输出奖励金及再输出退税，这使其纯收入缩减到五百万镑以下。盐税也是一种国产税，但其管理方法不同，其征收所费，也大得多。关税的纯收入，不到二百五十万镑；征收人员薪傣及其他事件的费用，超过百分之十以上。但不论何处，海关人员的津贴，都比薪俸多得多，在若干港口，竟有多至两倍三倍的。因此，假若海关人员薪俸及其他开支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