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 张五常-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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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惊觉，八○年末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如果顺理成章地推到尽头，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华毫无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多年的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信报》发表，结集于《中国的前途》）。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而言，都按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我为工业承包想了好些时日，因为会贬值的资产很麻烦，写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彻底承包制。但这些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刻意改进什么。后来见到中国的工业承包发展与我建议的不谋而合，但有些却始于我的建议之前，更使我觉得对社会改进的建议，书生之见是无足轻重了。
为了理解工业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几天，卧薪尝胆。今年（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接待我的院长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钢的讲话他是座上客，而我当时提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私产不需要有所有权等观点，他们同事之间觉得新奇，引起争论，但后来还是相信了。私有产权需要有私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买卖）权，但只要年期够长，所有权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结论。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可以做到与私产一模一样。就是有大量会贬值的资产的工业，也可以由承包推行私产制，但要再推尽一点。我曾数次为文解释，这里不说了。
邓小平可能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中国领导人。他也看到所有权可以分离，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高棋，因为名义上最重要的土地资产还是国有。邓老明白改进社会要从个人做起，对个人生产力要有鼓励与保障。这是我们中国老子与西方史密斯的思维了。不是什么理论家，不多说话，但邓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准。他主张的经济政策先后有误，但复出以还，方向从来没有错过。
更重要的，邓老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政治家。曾经三上三落，他对中国的政治了如指掌。于今回顾，邓老当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类的玩意，声东击西，是政治上需要的。当年好些香港朋友嘲笑邓老搞的经济特区，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吗？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区，今天整个中国任何地区都有较大的经济自由。
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但我想，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为其它国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时势造英雄。没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势，世局稳定，邓老不会轻于军备而重于改革。英雄也造时势，没有邓老中国的改革是不会那样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放，没有邓老，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会的，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
当然，今天中国的体制还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这里要谈的只是制度转变的粗枝大叶。书快写完，悲观的话我不想多说。
（《经济解释》之九十八）
第四节：天下只有三种权利制度
中国二十世纪下半部的经济演进，从人民公社初期的无产大锅饭到今天的私产市场经济，是历史唯一的经验，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的了。时来风送滕王阁，我躬逢其会，学得很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本身没有科学价值，但中国的经验分割开来看，却有多而重要的一般启发性，好些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经济学上所说的公共产（mon property），是指本来有价值的资产，但因为没有业主而让所有的人毫无约束地竞争使用，其价值（租值）烟消云散。中国的经验与我一九七○和七四年提出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分析，却说这样的公共产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存在。租值消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下，减低租值消散必定会导致约束竞争行为的游戏规则。这些我分析公海捕鱼时说过了。
撇开竞争使用毫无约束的不存在的公共产不谈，不管书本或历史怎样说不同产权的安排数之不尽，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只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以人的等级排列划分；其二是以管制法例划分；其三是以资产划分。第一种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共产」制度；第二种印度盛行；第三种就是私有产权制度了。
中国的制度改革是要从第一种权利划分转到第三种那里去，而第二种是必经之路。让我把每种的性质说说吧。
（一）等级划分权利
上章提到的中国旧家庭就是以等级划分权利。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等级排列的现象与旧家庭类同，只是前者把排列伸展到整个国家。是的，一九七九年的查询，中国的行政干部分二十六级，技（即生技术）及其它行业有类同的级别，是否党员与党龄多少有排列，每个位置的收入划定，而以职位较高的干部来说，金钱工资只是收入的小部分：房屋、交通、医疗、学校等有不同优待，购物的排队时间可免，物品质量较高而价格也较低。
是的，在废除私产的情况下，等级排列是减低租值消散的一个办法。虽然中国当年民不聊生的故事天天有，大跃进饿死的与文革斗死的加起来数千万，但人口还是增加了。不是毛氏说「人多好办事」那样简单；主要是等级划分减低了租值消散。
可以说是成员没有私产的巨大家庭，也可以说是一国大军。等级、人权不平等，不能有西方的司法制度，但有法例、重纪律、说服从。原则上这是行得通的，也可以想象得很理想。这制度的崩溃可不是因为「家庭」太大或「军队」太大，而是因为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太高。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等级划分普及整个国家，没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市场，社会缺乏价格的指引，导致讯息费用奇高。有市场而不用是一回事，但还有市价的讯息可用；没有市场，由政府或中央订价，不容易得到需求与供应的讯息。中央策划生产也因为没有市价指引而错误频频。
第二方面，政府要分派工作，国家职工不能自由转业。这是因为容许工人自由转业，私产在某程度一定出现。我曾在分析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安排时说过，只要公社的社员不能转业，不管用什么工分制多劳多吃，私产对社员是不重要的。这样，废除私产搞无产制容易，但一旦社员能转业，要他无产他就跟你拼命了。不能转业与没有市价的指引，比较优势定律起不了作用。政府分派工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比较生产优势，更何况这些「分派」通常是私相授受的。
第三方面应该最重要。那就是等级划分的制度必定有竞争升级的行为。虽然等级划分权利会减低租值消散，但竞争升级免不了有租值消散的效果。这是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指引下，竞争升级不能纯以生产力为准则。例如争取入党不一定与生产力有关；以思想的正确性判断要背《毛语录》、说话要小心；搞关系要学政治手法。凡此种种，都是制度或交易费用。
是的，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言论不可以太自由，因为你的言论可能损害等级较高的人，使他的等级下降。如果是私有产权制度，资产是我的，你怎样说资产还是我的，只要你说的不诽谤我，我管不。还有的是，集体要换位提升就可能要搞革命了。如果毛氏当年的国家是私产制，文革怎样也搞不起来。
第四方面，整国以等级划分与一家之内的等级划分相比，是前者没有血浓于水的爱。亲朋戚友之间的爱与关心是可以减低交易费用的。这点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见《中国的前途》）解释过了。
在私产市场制度下，交易费用也相当可观。但从类同生产的经济来衡量，私产市场的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比较低；而又因为专业生产有巨利可图，这百分比低一点国富，高一点国贫──我在卷二说过了。这里指出的是另一方面的比较。那就是每个家庭之内的长者之下的成员没有私产，要论资排辈，而以这情况与举国作为一家的等级划分相比。上文的解释，是后者的交易（制度）费用高得多了。
（二）管制划分权利
以管制规例来划分管制者的权利是不容易伸展到整个经济去的。规例太多处理甚难。非私产的使用，以管制规例约束竞争也是可以减低租值消散的。以公立图书馆为例，其中的书籍没有一本是私人的。竞争借读的人如果没有规例约束，不几天整个图书馆会变得空空如也。
执行管制的人可以有两项收入。其一是正规的薪酬，其二是贪污。当然，图书馆的例子贪污机会很小，而管制香港游泳海滩使用行为的人更是只得薪酬了。但价格管制（可以倒买倒卖），出入口管制（走私者识做），外汇管制（是价格管制），牌照管制（批不批由我），建筑、消防等法例管制（好处由我），等等，贪污大有可乘之机。
没有管制，贪污是不可能发生的。昔日中国盛行走后门，但走后门是权力的买卖，不是贪污。贪污是非法的行为。一九八三年我听到中国的贪污开始出现时，很替中国高兴。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有的是走后门，没有贪污。八四年的贪污出现，显示等级划分开始瓦解。这是从等级划分权利转到资产划分权利的必经之路，来得那么快是好现象。
一九八五年，国内贪污趋盛，倒买倒卖之声不绝于耳。高干子弟把货品进口批文作钞票使用。但当我听到中国考虑把物品分类管制，就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贪污一旦制度化，就固定下来，不易清除了。是的，贪污的权利可以藉管制法例而界定，其后这管制权可以在市场买卖成交，甚至可以承继。这是贪污制度化，是印度及一些小国的症状。物品分类管制是界定贪污权利的好办法。
传统经济学对贪污的看法很简单。管制规例引起贪污，而贪污的行为是逃避管制。因此，对社会经济有害的管制贪污带来利益，对社会有利的管制贪污带来损害。这是浅见。
一九九六年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新观点，九七年以短文发表后行内哗然。我说管制引起贪污是对的，但好些管制是为利便贪污而设。就是管制的始因不是为了贪污，但有污可贪官员会为贪污的继续而把规例修改，而又因为利便贪污管制驱之不去。我举出价格管制的例子，说绝大部分的价管是在市价之下，不在市价之上，因为倒买倒卖是要管在市价之下才容易。我又举货品进出口管制的例子，说绝大部分是管进口而不管出口的。管出口，国家的生产者会被外地的竞争者杀下马来，无污可贪，但管进口是另一回事了。
一九九七年在洛杉矶加大的夏保加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