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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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期间的紧缩），以及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性扩张期间所发生的国民收入方面的主要波动，则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些时期来说，下述论证是极为有力的：货币增长的大规模变动，是名义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图22·1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方面的可变性与国民收入方面的可变性之间的比较，它为货币稳定之重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图22·1描绘出了货币及国民收入（按照国民净产值来计算）方面的年变动率的移动标准离差，而这些移动标准离差是针对以4年为单位的各个时期而言的。虽然这一图表是从对20多年前制订的一份图表的修正而来的，并使其在时间上适合于现在，然而，对早先的图表的下述表达仍然是适用的：
这两条曲线高度精确地彼此平行，特别是当人们心中牢记着下列条件时，情况犹为如此：这些仅以4种观察（自由度为3）为基础的标准离差，可以适应大幅度的抽样变动；而且，就我们所知，国民净产值数列与货币数列在它们的统计结构中是完全独立的；同时，这两者都包含着相当的误差数。
对于整个114年来说，这两个数列的相关系数是0．776。如果略去1898年以前的年份（这时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得到了改善），则会得到一个更高的相关系数：0。858。对于自1898年以来的年份来说，货币的变动性不论是与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性还是与价格的变动性都是高度相关的。前者的相关系数为0。767，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706。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罗伯特。J。戈登展示了1908年到1980年期间货币、名义国民收入、实际国民收入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性。他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与我们使用的那些数据完全相同或密切相关，所以，并不表示在货币变动性与经济变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独立的、新增加的证据。然而，他将这些初始数据转化成了对趋势的偏离，或者，按照他的描述，转化成了对“ 自然 ” 增长率的偏离。同时，对 7个性质迥异的时期计算了标准高差，而不是移动的标准离差。他的一些结果列在表22·1中，作为图22·1的补充。这些结果明显地加强了从我们的那些相关系数中得出的论点：货币变动性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名义国民收入及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性较高的时期，也是（除一次例外）价格高度变动的时期。他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在我们的图表中反映较为不清楚的重要的细节：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于货币方面的变动性，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毫无疑问地比以前要小。在以前的每一时期当中，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都是货币方面的变动性的2倍以上；而在此之后，前者只是后者的1倍到1．5倍。对于这一变化，我提不出任何好的说明，然而，我推测：这一变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来自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变动。
正如表22。1中的4个季度及12个季度移动标准高差所显示的那样，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时期的季度数据，给出了（虽然不是那么有力）相同的结论。总体说来，对于整个这一时期而言的耶些相关系数，绝对地低于每一部分分别计算而得到的相关系数。原因是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性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我倾向于暂时地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方面的异常广泛的波动。
这一论证是明显的：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性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变动性相互关联。较高的货币变动性总是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变动性，反之亦然。
在这一关系问题上，对下述两点予以强调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尽管货币制度方面业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这一关系却依然保持不变。货币制度方面的这些变化包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常严格的金本位到一种松懈得多的金本位，而后又为一种完全的纸币本位所替代；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前的时期到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后的时期。这一点的含义是：影响的方向是从货币变动到经济变动，而不是相反—— 以各种截然不同的论据为依据，我与施瓦茨已经多次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点与第一点是相互联系的。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力求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 即为了抵消那些对经济造成干扰的力量而改变货币增长。假如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则高度的货币变动性将始终与较低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不是与高度的经济变动性相联系，而我们所计算的那些移动标准离差之间的相关系数，则将会为负或者为零，而不是有规则地为正。这一点的含义仍然是：货币方面的变动，始终是经济变动的根源，而不是抵消经济变动的力量。
这两点共同地为下述结论提供了依据：减少货币的变动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考虑货币改革的建议时，我们将力推这一目标。
表22。1 七个阶段中的货币与经济变动性（按季度数据计算）
季度增长率对趋势或自然增长率的偏离的标准离差
时期（年及季度）
货币（ M2）
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综合价格指数表
1908：4…1914：4
2。9
8。3
6。4
4。3
1915：1…1922：4
10。1
21。4
14。4
15。4
1923：1…1929：3
4。1
9。9
9。0
3。7
1929：4…1941：4
12。3
24。1
19。4
7。8
1942：1…1953：4
8。5
11。6
11。4
8。1
1954：1…1967：2
2。6
3。9
3。8
2。0
1967：3…1980：4
3。5
3。9
4。O
2。2
资料来源：罗伯特· J· 戈登的《美国的价格惰性及政策之无效： 1890—1980》，见于《政治经济学杂志90》（1982年）：1100，表1。1982年出版，版权归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有。保留版权。
表 22。2 货币及经济的变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季度数据（移动标准离差的对数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国民生产总值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综合价格换算系数
时期 a
项目
M1
M2
M1
M2
M1
M2
4个季度移动标准差
1947…1963
最大相关系数
O。461
O。461
0。468
0。35O
0。2O7
0。289
超前程度（季度）
O
…1
O
1
9
9
1963…1982
最大相关系数
O。432
0。390
0。384
0。379
0。260
0。375
超前程度（季度）
O
2
…1
1
4
3
1947…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694
0。325
0。344
0。265
0。120
O。158
超前程度（季度）
6
0
0
1
4
3
12个季度移动标准离差
1947…1963
最大相关系数
0。582
0。517
0。671
0。541
0。33O
0。257
超前程度（季度）
0
…1
0
…1
8
9
1961…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505
0。531
O。531
0。620
0。104
0。471
超前程度（季度）
0
0
0
0
7
9
1947…1982
最大相关系数
0。305
O。042
0。254
0。221
0。223
0。305
超前程度（季度）
2
2
1
2
7
9
a表示这里的时期相的是在计算这些标准离差时所使用的那些变动率的日期。
货币政策的战术问题
货币政策的战术问题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将一个或多个变量作为中间目标；选择目标变量的合意趋势；设计尽可能地实现这一趋势的步骤。
中间目标
在选择其中间目标的问题上，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在一种或多种利率与一种或多种货币总量之间举棋不定。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它采取了其它国家的货币当局的作法：注重货币增长。自1975年以来，国会一直要求联邦储备系统确定货币总量增长的、明确的数字目标。尽管最近出现了许多关于其它替代目标的建议—— 从实际利率到敏感的消费品价格，到黄金价格，到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 但我的推断是：一种或多种的货币总量仍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中间目标。
按照我的观点，目标的选择或者目标趋势的选择不是，而且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始终如一地达到了那些它对国会确定的目标，那么，货币增长将是高度稳定的，而不是高度可变的；通货膨胀将永远不会象它在实际生活中那样成为一种威胁；而且美国将会避免1979至1982年期间所发生的惩罚性衰退中的最严重部分。
联邦储备系统对好几个总量确定了目标，其目的（正如我在别处所论证的那样）主要是为了混淆视听，并减少所应负有的责任。一般说来，这些不同的总量是一起变动的。那些例外情况基本上都归因于联邦储备系统在Q章程下所实行的利率限制，以及存款负债新形式的有关发展．而且，如果联邦储备系统实现了它的那些总量目标中的任何一种，这些例外情况都不会出现。
多头中间目标的作法是不可取的．联邦储备系统仅拥有一个主要的货币控制工具，即对强力货币的控制。联邦储备系统无法通过一个工具而独立地控制几个总量。它的其它工具—— 主要有贴现率及准备金要求 —— 作为货币控制的工具是极为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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