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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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中信出版社　出版　　　　　作者：约翰·珀金斯　

　　在这部触目惊心的回忆录中，珀金斯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的腐败内幕和公司欺诈行为：从驻伊美军到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从非洲的和平队志愿者到委内瑞拉的行动帮凶……该著作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大爆内幕，犹如一部叫座大片，将那些隐秘、鲜为人知的肮脏交易披露无遗。　　在作者的眼里，政府机构、知名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光明正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如同肆虐的吸血虫在到处吸吮着新鲜的血液……世界怎么了？　

　　　　1971年前往亚洲的时候，我跃跃欲试，随时准备一展身手，肆意掠夺。那年我26岁，感到自己被生活欺骗，我想报复生活。　
　　　　自我反思之后，我确信，正是那份愤懑之情，让我获得了那份工作。美国国家安全局经过数小时的心理测试后，认定我是一个潜力颇佳的经济杀手。美国最不为人知的间谍组织—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对我的激愤之情加以引导，就可为他们所用，协助完成美帝国势力扩张的使命。因此，我被查斯·T·美因顾问公司（以下简称“美因公司”）这家效力公司帝国、从事肮脏交易的跨国咨询公司所聘用，成为他们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理想人选。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我已详细陈述了我愤懑反叛的原因，但在此，我还是大致交代一下当时的情形。我的父亲在一所预备中学教书，虽然家境贫困，我却在富裕孩子们中间长大。我对那些人充满恐惧，却又为之痴迷，因此他们远离我，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我上的大学是一所我憎恨的大学，因为这是我父母要我做出的选择。第一次在大学滋事之后，我退了学，找到了一份我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的市报社跑腿打杂。接下来，为了逃避兵役，我又夹着尾巴重新回到大学学习。我很早就结婚了，因为最终接受我的那个女孩坚持和我结婚。随后，我在亚马孙河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待了三年时间，身份是穷困潦倒的和平队志愿者，又一次逃避了兵役。　
　　　　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这一点也更让我满腔的愤怒无处发泄。在独立革命和美国参与的多数战争中，我们的祖先身先士卒，战死沙场。我的家庭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保守共和党人。从小就受潘恩和杰斐逊思想的影响，在我的理解中，保守党秉承了我们建国的理想和信念，是深信要为全人类实现正义和平等的政党；然而处处所见的事实皆与此相反。对越战争；石油公司和美国政府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他们野蛮地破坏亚马孙地区的资源，无情地奴役当地的居民—这一切无不是在背叛我们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我万分愤怒。　
　　　　那么，我为什么违背自己的理想，选择成为一名经济杀手呢？回想起来，我得承认，这个工作能帮助我实现很多梦想：这个工作给我提供丰厚的报酬，给我很大的权力，让我有机会和美女厮混，还能让我坐上航班头等舱飞往充满异国情调的目的地。当然，执行任务之前，我也被告知，我奉命执行的任务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如果工作干得出色，就会得到表彰。常青藤联盟会邀请我去讲学，皇室会用美酒佳肴盛情款待我。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次亚洲之旅危险重重。这回，我与灵魂赌了一把。我认为事实将证明，我会是一个例外。在前往亚洲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几年之内，我将收获各种益处，然后，我会把这个体制的真正面目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英雄。　
　　　　我也不得不承认，从小时候起，我对海盗和冒险传奇故事就如痴如醉。然而在现实中，我过的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生活，中规中矩，总是按照父母的期许生活。如果不算辍学（一个学期）的那次经历，我那时仍然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不过，现在，该描述我的强盗角色了。　
　　　　印度尼西亚将是我执行任务的第一个受害国……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共由17　000个岛屿组成，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该国有300个民族，语言超过250种。该国居民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穆斯林人口都要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们才知道，这个国家石油资源极为丰富。　
　　　　当约翰·肯尼迪总统支持南越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时，他就把亚洲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吴庭艳随后被暗杀，很多人认为暗杀命令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要知道，正是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政变，推翻了伊朗摩萨德政府，搞垮了伊拉克的卡西姆政权，颠覆了危地马拉的古斯曼，把刚果卢蒙巴赶下了台。吴庭艳政权垮台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加强了军力部署，并最终发动了越南战争。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肯尼迪的料想发展。在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陆续开始把军队撤回美国，他领导的政府采取了更为隐秘的策略，集中精力防止多米诺效应发生，从而避免一个又一个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羽翼之下。印度尼西亚因此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本身。1965年时，作为军队领导人的苏哈托，镇压了一场由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接下来发生的血腥屠杀夺去了300　000~500　000条性命，一手策动了20世纪发生的、最臭名昭著的、基于政治原因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之一。据估计，还有百万之众被投进监狱和劳改营。在屠杀和大肆逮捕异己人士之后，苏哈托于1968年坐上了总统的位置。
　　　　当我于1971年抵达印度尼西亚时，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非常清晰：支持苏哈托总统掌权，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散。我们希望苏哈托总统效忠美国政府。除了觊觎该国丰富的石油资源之外，我们还想让印度尼西亚成为亚洲其他各国参照效仿的典型。　
　　　　我效力的美因公司，此行的任务是为印尼设计综合电力系统，让该国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让苏哈托及其家族积敛更多的财富，同时确保美国在该国长期拥有支配权。我的职责就是展开经济研究，弄出“漂亮的”数据，以期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贷款。　
　　　　到达雅加达后不久，美因团队成员在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顶层别致的餐厅碰头。我们的项目经理查理·伊林沃斯扼要介绍了此行的使命：“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事实上是为了要把这个国家从共产主义运动中挽救出来。”然后他接着补充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尼西亚可以成为我们强大的盟友。因此，在你们设计这个主体规划时，请尽最大努力确保在这个为期25年的整个计划期间，其石油产业和所有为之服务的其他产业可能需要的电力供应均得到满足，这就包括了机场、管道、建筑公司的电力需求。”　
　　　　这个时期，位于雅加达的多数政府办事机构，办公时间都很早，大约早晨7点钟就开门了，下午2点钟左右下班。政府工作人员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喝咖啡、喝茶，吃点零食；因此午餐时间往往会被推迟，直到快下班的时候再吃。下班后，我往往是急匆匆地返回酒店，换上游泳衣，马上前往游泳池，并在那里点上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和冰星光啤酒。每次去游泳时，我都随身带一个公文包，包里塞满我在会议上获得的官方文件，但那不过是我掩人耳目，做做样子而已。我去那里的真实意图是：享受阳光，欣赏那些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年轻美貌的女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在雅加达设有办事处的石油企业高管的妻子，或是石油公司员工的老婆，而他们的老公则在远离雅加达的偏远地区工作。　
　　　　没有多久，我就迷上了一个女人。她看上去和我的年纪差不多，长着一副亚美混血儿的面孔。她不仅体态曼妙，而且对我格外友好。事实上，有时，在她用英语点餐、跳进游泳池的时候，总是风情万种。她站立的方式，伸展的姿态，对我微笑的眼神，都传达出一个信息：挑逗。而我每次都不自然地避开了她的眼神。我知道，我的脸一定红得发烫。这时，我真的痛恨我那清教徒式的父母。　
　　　　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也就是在到达游泳池约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一个男人就会过来见她。我可以断定，那个一身正装的男人是日本人，在印尼，穿蜡染印花的休闲裤，烫熨平整的衬衫，就算很正式的服装了，因此，他这身打扮显得与众不同。他们聊了一会儿就双双离开。我曾用心在酒店酒吧和餐厅搜索他们的身影，但是，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哪怕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然，在游泳池除外。　
　　　　一天下午，乘坐电梯前往酒店底层时，我暗下决心，我要走到她旁边，跟她说话。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么做，我不会有任何损失。我知道她一定是嫁给了那个日本人，而我只想和她用英语说说话。她应该不太可能会拒绝和我交往的。一旦我鼓足勇气，打定了主意，我就变得乐不可支了。　
　　　　我哼着最喜欢的调子，懒洋洋地向游泳池走去，似乎在快乐地期待什么。但是，到了游泳池，我目瞪口呆，感到失望、困惑。她不在，不在她常待的地方。我开始疯狂地到处找，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她的踪影。我随手将公文包丢在躺椅旁边，急匆匆地向相邻的花园跑去。之前，我从来没有光顾过这个花园。现在，我发现这个花园之大，实在令我惊讶，里面盛开着各种娇艳的兰花，你能想象到的颜色这里应有尽有；天堂鸟的种类极为丰富，还有凤梨科植物，相比之下，我曾经在亚马孙雨林所见的热带雨林植物都相形见绌。但是此刻，我心中充满了懊悔，因为我失去了机会，我再也无法与她一起来欣赏这无比美妙的景色了。棕榈和别具一格的灌木丛构成一个个幽静的角落。我以为我又看见了她，就躺在树篱另一边的毛毯上。于是迅速绕过树篱，跑过去弄醒了那个女人。只见她迅速抓起松开的比基尼，盖住那还在享受阳光的双乳，坐起来，凶巴巴地怒视着我，她的眼神分明就在控诉—好一个色胆包天的偷窥狂，还冲着我大喊大叫，不过她说的语言，我没法听懂。我用最诚恳的态度向她道歉，随后返回我放公文包的地方。　
　　　　侍者过来为我订餐的时候，我指着以前那个女人通常躺的那张躺椅。他一边鞠躬，一边对我微笑，然手拿起我的公文包，要把它放到那张躺椅上去。　
　　　　“不是，不是。”我说，仍然指着那把躺椅，“那个女人，她在哪里？”我认为，了解常客的习惯是一个侍者应尽的职责。我也推测，那个日本高管肯定也很善于施舍小费。　
　　　　“不知道，不知道。”他连说两次。　
　　　　“你知道她去那里了吗？”我摊开两手，耸了耸肩，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都懂的肢体语言。　
　　　　他模仿我的肢体动作，故作傻笑，然后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她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