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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12部分

小说: 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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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降落在埃尔阿托机场,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海拔这么高的机场之一,海拔接近13 000英尺(约合3 962米)。走出海关大厅时,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即将离任的总裁携妻子来迎接我们一行。在该国逗留期间,他们和公司其他高管对我们的关照,几乎可与皇室成员享受的待遇相提并论。他们亲自陪同我们参观各具特色的地方:当地市场,博物馆,殖民风格的教堂,只有像杰西卡这样的孩子才有机会入读的、提供美式教育的贵族学校,那些热切地欢迎我们成为会员的、专门服务于精英的乡村俱乐部,环绕拉巴斯周围的山上的自然名胜景点(包括月亮谷中那些被侵蚀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形状的砂岩)。他们也带我们参观了发电厂和变电所,还沿着拟建的传输线路一路观光。 
    一个雨天的下午,天气很冷。一位公司高管宣布,他将带领我们参观“我们核心业务所在地”。此刻我想到的是,我将见到最现代化的工程奇迹。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司机带着我们在毛毛细雨中行进,最后来到了位于拉巴斯市中心的一家商业银行。 
    只见印第安人排成弯弯曲曲的队列,沿着银行建筑旁边一直延伸到街区之外。为了稍微躲避湿冷的雨点,他们挤做一团,有的人在头上顶着摊开的报纸。他们身穿传统服装,或羊毛裤,或裙子,有的还披着南美特有的防雨披风。我打开一点窗户,一阵冷风迎面扑来,夹杂其中的,还有羊毛湿透和身体散发的异味。这不免把我带入西班牙统治他们的时代,他们一个接一个排成长长的队伍,开发锡矿。眼前,他们一个一个排在那里,不说一句话,不时向前挪动一步,眼睛则朝前面看去—银行的大门,门前有几个警卫荷枪实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沿着队列,有几十个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一旁;不少妇女的肩上都绑着围巾,围巾里面包裹的是小孩,围巾还在不停地滴水。“他们是过来支付电费账单的。”那个高管向我解释道。 
    “太落后了。”威尼佛雷德嘟哝道。 
    “恰恰相反,”那个高管纠正了她的说法,“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和农村里的同胞完全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们拥有乡下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连入了电网,能用上电。” 
    返回办公室的途中,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位高管转过来向我们透露说,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通过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定期将成捆的钞票送回美国—就是那些艾马拉人和盖丘亚人排队交上来的钱。“这个子公司为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可观财源。”他喜不自胜地补充说。 
    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他们用电的唯一途径不过是一个灯泡而已,但是他们每个月都要不辞劳苦、朝圣一般去银行缴纳费用;他们不会收到对账单,也没有信用卡,他们会耐心地排队,然后用现金缴付账单。 
    那晚,在回到酒店客房后,威尼佛雷德问我,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竟然甘当私营企业的特快专递机构,这是为什么。我无言以对,答案其实显而易见—美国驻全球各国大使馆的首要使命就在于为公司帝国服务。我们也很好奇,那个高管为什么把这种消息透露给我们,这似乎违反常情。“他看上去以此为荣。”威尼佛雷德说,“财务观念真的很差。”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松戈河项目简报。在我看来,这才是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核心业务,拉丁美洲电力工业高管无人不知。这个项目有一系列电力发电选址,起始于安第斯山脉的顶峰,沿一个很深的峡谷一路向下,进入热带山谷—充分利用能源又维持生态平衡的经典模式。有几个工程师自信地告诉我,路途固然会让人精疲力竭,但考虑到这是亲自去现场考察,因此完全值得。其中一个难过地摇摇头。“再也不会上这种项目了。”他哀叹道,“我们都爱松戈,因为这个项目有力地证明了,水利开发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完美。然而,现代的贷款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它们绝不会在这种匠心独运的小型项目中投钱。如果换成它们做,它们会坚持要求我们建造一个巨大的水坝,淹没整个山谷。 
    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总裁和妻子提议,带我们去松戈河。未及破晓,他们便派出一辆四轮驱动的旅行车,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来接我们。我们驶出城外,向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进发。这块贫瘠的高原上覆盖一层薄雪,看上去很像北极区的苔原。突然,破晓的阳光照射过来,我们看见红彤彤的太阳从连绵不断的科迪勒拉山脉背后探出来头来,十分壮观。这座被喻为“美洲的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上,屹然矗立着22座覆盖冰川的高峰,海拔至少19 000英尺(约合5?791米)。 
    几个小时后,在我们就要通过海拔约为17 000英尺(约5 182米)的高山隘口时,杰西卡第一次有机会一睹冰川的风采。羊驼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四处走动,在它们身后就是蔚为壮观的冰层。我们停下车。杰西卡跑过公路,想近距离欣赏前方的冰川。她的嘴唇因为缺氧变得乌黑。突然,她蹲下身子,剧烈呕吐起来。我和威尼佛雷德急忙连拉带推把她弄进车里,然后迅速返回低海拔地区。 
    冰川融化的水汇集注入松戈河,横贯松戈河的是一个小型水坝,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水库。水库中的水沿着深山开凿的运河,经过地道,进入水闸,最后注入发电站发电。这种流程被重复了多次,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流的发电潜能,二来可以维持自然景观的原样,堪称独具匠心的天才设计。峡谷周围全是陡峭的悬崖,我们沿着蜿蜒的峡谷前进,这时杰西卡已经完全恢复,她发出了一句感叹,引起了我的共鸣。“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因此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说,“简直太美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雅致的小别墅旁停下。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接任董事长职务,这将成为我们私人的避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我、威尼佛雷德及杰西卡徒步去了附近的一个瀑布。从拉巴斯,再到那个高山隘口,我们呼吸的都是稀薄的空气。而现在,站在海拔8 000英尺(约合2 438米)的地方,我们精神为之大振。我们攀上一处紧靠瀑布的悬崖。透过葱翠的枝叶,看见太阳正向那条狭长峡谷后面的山后慢慢退去。之后,我们爬下悬崖,返回原地。别墅管家为我们端上了刚烘烤好的点心,味道很鲜美。 
    那晚,杰西卡睡觉后,我们四个大人一边喝鸡尾酒,一边聊了起来。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电力公司董事长和他的妻子,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现在非常急切地希望我来接替董事长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返回美国。他们不时向我兜售在这里工作的好处,和我以前听到的没什么两样:我们将入住豪华别墅,有专用司机带领我去拉巴斯的任何地方,武装警卫随时保护,有私人厨师、女佣和园丁精心侍候,将掌管用以招待玻利维亚独裁者的大量报销费用。他们指出,我将成为玻利维亚仅次于该国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只要发生任何政变,我就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因为是我控制电力—不论是连入总统宫殿还是军事基地的电路。就连美国中情局,也要倚靠我完成他们的支持计划。 
    我们躺在床上时,威尼佛雷德对我们参观的电力项目赞不绝口。“能与之媲美的项目,我还从没有见过。”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为起点,推动拉丁美洲的电力革命。不用那些印第安人排队缴费,让广大农村地区也能用上便宜的电力,发展更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项目,而不是从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大型水电站,并带领公司致力于维护环境生态系统。” 
    我听得很认真。第二天,在我们返回拉巴斯的途中,以及在我逗留玻利维亚的其余时间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她说的话。我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高管以及工程师也讨论过好几次。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都为军事独裁者所统治,对公司帝国势力总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心迎合。他们对我表示怀疑,这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有一位秘鲁籍工程师,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他的说法大致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卢卡帝亚想要的是成捆成捆的钞票。”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种情形,我想得越多就越愤怒。拉丁美洲俨然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象征。古斯曼领导的危地马拉政府、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埃斯登索罗执政的玻利维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罗尔多斯领导的厄瓜多尔、托里霍斯领导的巴拿马,还有西半球的其他任何国家,只要自然资源富饶,我们的公司就馋涎欲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下定决心,要让国家资源造福于他们本国的人民。然而,他们都遭遇了同样的结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一个接一个,要么被政变推翻,要么死于暗杀,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受美国操纵的傀儡。我曾为美国政府担任了10年的经济杀手。自我洗手不干之后,又有10年过去了。然而,那种罪恶感依然驱之不散,愤怒也如影随形。在我效力公司帝国并满足自己贪婪私欲的过程中,我徘徊过,但最终还是远离了从小我就推崇的信念和理想。这种出卖自己灵魂的勾当让我狂怒不已,同时,一想到我现在试图改变公司(如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遭遇阻力,就更让我满腔怒火。不论结果如何,我决定要尝试改变。 
    当我们返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卢卡帝亚负责招聘我的高管。我告诉他,我会考虑接受这份工作,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让我改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将其打造成倡导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模范公司。我告诉他,松戈河电力项目令我大开眼界,而且,该公司的定位与众不同,可谓是变革的代言人,因为该公司有机会为西半球最贫穷的部分居民提供电力。 
    电话那端停顿良久。他告诉我,他会与伊恩·卡明谈谈。“不过,”他说,“不要过多指望。我们这些管理人员要为股东负责,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有责任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接着又停顿片刻,“你愿意重新考虑吗?” 
    他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绝不。” 
    自此过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我。
    对于外国机构对玻利维亚的盘剥,以及我担任经济杀手的生涯中在玻利维亚与之狼狈为奸的所作所为,我想得越多,我就越愤慨、越沮丧。我想过飞回拉巴斯或哥伦比亚,或其他任何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加入他们的抵抗运动阵线。因为我想到,托马斯·潘恩就会这么干。接着我又意识到,他不会拿枪去抵抗,更确切地说,他会拿起手中的笔。现在,我问自己,我怎么做才最有效。 
    在我的一次旅途中,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当时,我与一家在危地马拉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外出考察。与一位玛雅长者谈话之后,我认为,我有必要返回厄瓜多尔舒阿尔部落所在地。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那里生活过。现在我能理解,当时的我一方面要忠于和我一样充任经济杀手的同仁,一方面负罪感又压得我喘不过气,而且我又想将我所犯过的错误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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