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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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看那个。”他指着我们正经过的公园水池，“将来，水既是黄金，又是石油。我们拥有的水资源越多越好。水利资源将赋予我们优势，给我们力量。”
二十多年后，当我看到唯一一家公司将获得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称之为SEMAPA—的独家购买权公告时，我想到了查尔斯。Aguas del Tunari公司—臭名昭著的贝克特尔公司子公司控股的合资伙伴，获得了为期40年的私有化合约。将这样一个“特许剥削经营权”合同授予一家美国公司，一定让那个将军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历来善于获得关照，几乎每个位高权重的人都善待这家公司，因此它备受外界关注。长久以来，这家公司都能从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拿到利润丰厚的合同。因为这是一家私营公司，由一个家族掌控，所以无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或其他监管机构公布财务详情，而且也一贯坚决拒绝公布。
“如果贝克特尔公司想拿到工程，这简直易如反掌，连竞标的流程都不用走。”在我还担任经济杀手时，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哥伦比亚的政府官员在多种场合都这样告诉我。在我和查尔斯前往阿根廷之后不久，一个负责合同授权的厄瓜多尔官员（他是我担任和平队志愿者的那段时间结交的私人朋友）同意和我一起去基多最贵的酒店去吃饭。那时，他悄悄向我透露，他可以为我节省比这顿饭局价格贵几千倍的钱，他建议我不必花上好几个月去准备项目建议书，他知道这个项目迟早会被贝克特尔公司拿走，这将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做了一个数钱的手势。“每个人都会发财，”他说，“我，市长，总统，还有旧金山的小伙子们。”他冲我扮了个鬼脸，“当然，你和那些还认为这是一场公平竞争的傻瓜—一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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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克特尔公司以前的和现任高管中，有很多响当当的人物，如乔治·舒尔茨（贝克特尔公司总裁及董事会董事，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及里根政府的国务卿）；卡斯珀·温伯格（贝克特尔公司副总裁及首席顾问，曾任里根政府国务卿），丹尼尔·赵（贝克特尔企业控股公司常任副总裁暨董事总经理，曾任美国进出口银行咨询委员）；赖利·贝克特尔（贝克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任乔治·W·布什总统的出口咨询委员会委员）。贝克特尔管理层中还有我的岳父，辞职之前，他担任该公司的首席建筑师，辞职之后，又被贝克特尔公司返聘上岗，担任一个大型承包建筑的项目经理，在沙特阿拉伯建造城市。我的妻子也是在贝克特尔公司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因此我对这家公司非常了解—可谓多重角度的深刻了解。
几乎在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租约合同被授予贝克特尔公司的同时，水价骤然飙升。科恰班巴的有些居民收到的水费账单比以前高出了3倍多。对于南美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城市居民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
“他们要么只有能力买饭吃，要么只能买水喝，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基多的一位工会领袖告诉我，“那些美国佬想捞取更多的利润，而玻利维亚人却正死于饥渴。贝克特尔公司甚至不允许玻利维亚人采集雨水，因为他们与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的条约有规定，要求他们给贝克特尔公司支付消费的所有用水的费用。”
科恰班巴居民发起暴乱。2000年1月，抵制运动使这个城市连续4天陷入瘫痪。混乱的群众威胁要攻击科恰班巴供水系统办公场所，贝克特尔公司请求当局保护。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塞尔言听计从，为之调动军队。在接下来的暴力冲突中，数十个玛雅人和盖邱亚人受伤，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被射杀。
由于惧怕暴乱发展为大规模的革命，班塞尔总统最终下达了全城戒严令。接下来，据报道，班塞尔总统和美国大使馆官员会面之后，宣布将废除和贝克特尔公司的租约。2000年4月，贝克特尔公司退出，放弃了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的业务运营。
科恰班巴居民为此庆祝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街道上一起分享一杯又一杯的自来水。他们共同以水干杯，借此表达对玛雅和盖丘亚英雄的敬意，还为此创作歌曲，称颂这次胜利象征着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不久之后，很明显，他们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发现，留下来的人中，管理经验都不足，难以运营科恰班巴供水系统。以前有的很多管理人员，要么已退休，要么已调离，要么已加入其他公司。
于是，城市居民成立了新的董事会，制定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将确保社会正义视为科恰班巴供水系统运营的指导性方针。该自来水公司至高无上的目标就是：为穷人提供用水服务，那些以前没有连入自来水管网的居民也不例外；为自来水员工提供适度的福利；确保系统高效运营，杜绝腐败。
与此同时，玻利维亚政府仍然面临与公司帝国势力周旋的压力。贝克特尔公司仍然不死心，它是不会这样心甘情愿放弃稳定可观的现金财源的—不会未予反抗就史无前例地缴械投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贝克特尔公司设法取得了下属的一家荷兰控股公司的支持，试图借助国际法的规定获得赔偿，这成为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经典案例”。利用荷兰政府和玻利维亚政府于1992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因为美国和玻利维亚两国没有签署此类条约），这家荷兰子公司提起了对玻利维亚任命的诉讼，要求赔偿5 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贝克特尔公司因“政府没收投资”而损失的应得利润，另一半则是损害赔偿金。
贝克特尔公司贪婪、冷漠及其阴谋的真相，骇人听闻，但美国媒体很大程度上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不过，拉丁美洲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曝光。我一边密切关注网站上的报道，一边禁不住老是想到那些在玻利维亚电力公司门外排队的人们。我想起了一个事实：玻利维亚这一至关重要的电力事业单位—既给总统官邸，也给军队驻地供电的电力公司—的多数关键高管和工程师都由他国公民（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秘鲁及巴拉圭）担任。这种外籍人员把持关键岗位的安排，现在让我意识到，是精心设计的策略，事实上是要确保这个电力事业单位将不会遭到国有化的命运。
我也发现，卢卡帝亚公司不再拥有玻利维亚电力公司。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公司已经被转卖多次，但都是在外国公司手中。卢卡帝亚和其他公司都善于出售公司，从中渔利。稳定可观的现金来源固然不错，而转手之间就能获得高回报的出售则更让人艳羡，尤其是此举还能让当地民众陷入不安的混乱之中。
在多年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一位新的领袖逐渐为民众所熟知。埃沃·莫拉莱斯在印第安人的支持下逐渐崛起，这似乎验证了即将成为趋势的崛起模式。在他为艾马拉人的民权积极奔走的时候，他加入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他强烈呼吁各界人士，反对私有化和那些被公司帝国势力走狗委婉地冠以“自由”或“自由市场”称号的经济改革—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在强迫玻利维亚接受美国保护性贸易壁垒的同时，使玻利维亚农民和企业失去应有的保护。他谴责美国牵头大力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认为这是“将奴役美洲各国合法化”的计划。他的声望与日俱增，最后当选为总统。
几乎与此同时，他被公司帝国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美国国务院将他描述成一个“生产非法古柯的积极拥护者”。不错，莫拉莱斯过去的确参与过古柯农运动—古柯叶种植民组成的、旨在抵制美国杜绝古柯种植园活动的联盟，但他指出，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只把这种植物当做一种补充食物和药物饮品，绝不能把古柯和要经过多次提炼才能形成的可卡因混为一谈。古柯可治疗高原病、肌肉疼痛，缓解饥饿感，并能治疗其他消化功能紊乱等病症，因此很多达观贵人都饮用古柯茶，甚至英国的安妮公主也不例外。尽管如此，莫拉莱斯还是因为涉嫌恐怖主义活动在2000年被踢出了国会。盖丘亚和玛雅人指控这是美国中情局精心策划将其清除的。就在几个月之后，驱逐他的决定被宣布是违反《宪法》的。
美国大使曼纽尔·罗切警告说：“我想提醒玻利维亚选民，如果你们选举那些让玻利维亚再次成为可卡因出口大国的领导人，这将严重影响美国未来对玻利维亚的援助。”美国大使的这番威胁非但没有唬住玻利维亚人民，相反，这不啻于火上加油，让他们怒火中烧。莫拉莱斯宣称，美国大使的威胁事实上有助于“唤醒民众的良知”。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员纷纷在全国各地张贴海报；莫拉莱斯巨幅照片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地写着：“玻利维亚人民：你们自己决定，谁是国家主人，是罗切还是人民的意愿？”
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仅以几个点的差距落后败北。莫拉莱斯拒绝承认这位在美国成长的百万富翁新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因此选择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和查韦斯遭遇政变失败反而逐渐闻名全国一样，莫拉莱斯虽没能在此次竞选中一举夺魁，但他的声望却由此鹊起。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打压下，桑切斯总统退缩屈服。2002年，他宣布大幅度提高征税比例。结果，那些最贫穷的、没能力交税的穷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在这种局势下，发生这种情况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接下来爆发的骚乱中，30人被夺去生命；路障到处可见，示威游行不断，该国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桑切斯总统计划用低价把天然气卖给美国和其他国家，而不给最贫穷的玻利维亚人供应天然气。此举进一步激怒了当地人民。血腥的暴力冲突又造成20人死亡。最后，桑切斯被迫逃离国家。现在他住在华盛顿特区郊外，而美国政府拒绝玻利维亚将其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请求。
玻利维亚人挑战世界银行的政策，打败了贝克特尔公司—这个星球上无所不能的、权力无边的公司。现在，他们土生土长的、数世纪以来一直被奴役的土著民的一员，就像凤凰再生一般从其文化废墟中成长起来。
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中蕴涵的信号，不仅仅传达给了玻利维亚人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时也传达给了贝克特尔公司和其余公司帝国势力。这是一个倡导民主和正义的信号，它将鼓舞玻利维亚、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年青一代为之奋斗。
我常常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就会想起杰西卡所说的那句话，那时，我们沿松戈河峡谷盘旋而上。她说：“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还说：“简直太美了。”
我所知道的美国外交政策和中情局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毫无半点美感可言了，那就是丑恶。这是我在前往阿根廷时发现的：毫不理会拉丁美洲领袖推动的新一轮运动所传达的信号，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美国的回应。
我于2005年1月前往巴西，参加世界社会论坛①（World Social Forum，WSF）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声讨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