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世界首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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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
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时,巴菲特专门到奥马哈罗斯的牛排屋
拜访了一次,带着与当初他拜访索尔·帕索的成衣店时同样的刨根问底的精
神。这天晚上,巴菲特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顾客们吃的牛排,也不是他们的衣
服或者帽子,他自己跑到收款机后面,一边和店主闲聊,一边观察着。巴菲
特所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事实:不论是不是谣言四传,罗斯店的顾客们还是继
续使用美国捷运卡来付餐费。从这一点他推断出,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圣
路易斯或是芝加哥乃至伯明翰的牛排屋中。
① 他被起诉,而且被判了10 年的刑。1992 年时,迪·安杰利斯又栽了——这回是因为使用一份伪造的信
用证骗取价值110 万元的肉类,他又遭到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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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到奥马哈的银行和旅行社去,在那儿,他发现人们仍旧用旅行者
支票来做日常的生意。同样地,他拜访了出售美国捷运汇票的超级市场和药
店,最后他和美国捷运的竞争者进行了交谈。他的一番调查得出了两个结论,
它们与公众的观点大相径庭:
1。美国捷运并没有走下坡路。
2。美国捷运的商标是世界上畅行标志之一。
美国捷运并没有本·格雷厄姆的感觉里所说的那种安全裕度,因而它也
不可能得到格雷厄姆的投资。格雷厄姆的经典信条非常清楚,购买一种股票
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
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测度的数据为
基础。
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
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力。卡迪纳尔拥有在圣路
易斯的垒球特许权,因此没有其他的队伍可以申请加入。美国捷运就几乎是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它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 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
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
么能动摇它。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
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
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工厂等等,然而这种特许权是确实含有价值——在
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巨大价值,美国捷运在过去的十年中赚到了丰厚的利
润,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顾客并没有走开;而股票市场对这个公司
的标价却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顾客已经抛弃了它。
到1964年初,股价跌至每股3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商如同在唱诗班里
哼着同样一个调子,一齐高唱着“卖!”而巴菲特决定去买。他将自己的1/4
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这种股标可能背负着一种未知的而且潜在的很大比
例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
克拉克,美国捷运的总裁,向仓库的债权人提供了6000万美元以求息
讼,但他遭到了股东们的起诉,他们声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浪费”在一
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前去拜访克拉克,把自己介绍给他,自称是
一位好的股东。“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道,“而任何在那
种时候买进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同伴。”
当巴菲特告诉克拉克说他支持他时,一位美国捷运的律师问他是否愿提
供证词。巴菲特来到了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说他们应该感谢克
拉克,因为他正努力不让这件事缠上他们,后来他解释说:
就我所关心的而言,那6000万是他们该寄给股东们的红利,但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我的
意思是,如果他们宣布要发6000万的红利,每个人都不会觉得世界像地狱一样了。
尽管诉讼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股价已经开始回升,然而巴菲特没有沿
袭格雷厄姆的模式,马上抛售股票以实现利润,他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公
司的产品,因此他逐渐增加了投资。
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却的的确确变得像地狱一样了。由于市
场对针织物的需求量很少,伯克希尔面临亏损,并一家一家地关闭工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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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还继续买它的股票,然后他在合伙关系中获得了公司控制权。如同登
普斯特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董事会,并尽力想挽救它。他被粗犷的
新英格兰厂房所深深吸引,尽管处于困境之中,他还是在给合伙人的报告中
说:“拥有伯克希尔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他的投资组合的一半都扎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股票之中,它们是相
对的,就像一本书的两头。在巴菲特的术语中,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
“数量”——以价格为基础,而美国捷运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
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它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尽管巴菲特认为主观点的
方法的作用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他还是难以确定平衡点究意在哪儿。“主
要的条件是成交的价格,”他写道,但他同时对质量因素给予“相当大的关
注”。
巴菲特没有向他的合伙人披露他持有美国捷运的信息,但在他脱离格雷
厄姆进行自己的尝试的同时,他开始在信中扩大了与合伙人们的交流范围,
他写信并不仅仅为了汇报结果,而是用来谈论他的方法,然后给他的读者一
些关于投资的总体概念,仿佛开了所函授学校。
逐渐地,出现的声音不再是本·格雷厄姆,不是来自《聪明的投资人》
中的语句,而是巴菲特的声音,它时而清晰,时而诙谐,时而自嘲,实在比
一般人想象中的三十几岁的投资经理博学得多。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他对
自己的感觉好得让人惊讶,这是巴菲特在32岁时的“杂烩的快乐”: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称,伊莎贝拉最初为哥伦布航海提供的费用约为3万美元,这至
少被认为是对资本的冒险事业运用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姑且不提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的
心理愉悦,必须明确的是,整个交易不是IBM的翻版,粗略算来,如果以4%的年复利
投资这3万美元的话,到现在就会有约2万亿美元。
他正经认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数目,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来投资。对于
巴菲特来说,挥霍3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是3万美元,而是潜在的2
万亿的损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责了一通,他认为他们避税的欲望过分地
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计划。的确如此,人生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人们忘记了
什么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而引起的。
在投资王国里,什么是一个人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尽可能少地纳税,尽管纳税是为达到
目标应该考虑的因素。手段和目的不应混为一谈,真正要做的是得到最大的税后复利。
他补充道,由于人们在情感上对纳税有种厌恶从而使他们受到了蒙蔽而
不能采取理智的行动,这正是巴菲特千方百计要避免的误区。“最终,”他
摆明道理,“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①放弃资产;②把赢利都亏损掉;③
带着资产进入坟墓。那对我而言过于极端了一些——甚至狂热分子也会怀着
复杂的感情来看待这种解决方法。”
巴菲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主题的优美音符。事实上,把这些信从头
到尾读一遍,可以发现,它们是后来巴菲特旋律的预奏,单独地把每一封信
读一遍,会让人们对他的乐调懂得更多,尤其使人更了解巴菲特的发展中心。
这些写于深夜,写于其他人都熟睡的时候的信,有着一种自我发现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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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些疙瘩,颇为自觉的忠实。这些信的作者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随意性,
和巴菲特本人的性格完全一致。
当然,巴菲特对他的许多读者的了解是以个人交往为基础的,如作为家
庭成员或朋友。但他和他们的群体关系,即作为伙伴的这种关系,在某种意
义上虽然是一种抽象的关系——对于他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他自己总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合伙人,巴菲特实际
上指出了什么是他内心最关心的事。如果说他在合伙关系中的工作逐渐绘出
他的一幅自画像,那么这些信的背景主题便表现了他自身的品质。他用这些
半年一次的书信让他的合伙人做好一切准备,让他们把各种预想和考虑与他
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他在和她们交谈:
我所做的不是要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波动变化。如果你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认
为这对于一个投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就不该参加到这个合伙企业中来。
对于巴菲特而言,他的合伙人对他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他和苏茜如同
巴菲特的助手比尔斯克特一样,把他们个人财产的90%多都投入到合伙企业
之中。“因此我们是在品尝自己种下的果子”,巴菲特向合伙人做出了保证。
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
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
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
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
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
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
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
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巴菲特从不企图预测他的成果,但他执著地怀着这样的一种念头:他的
合伙人必须对他给出公正的判断,意思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根据一种不
偏不倚的数学的尺度来判断 (这正是他用以自我评判的方法):
我崇尚在行动之前建立起一些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还不错。从这样那
样的方面看起来。
他从一开始就订下目标,要每年都以平均10点的优势超过道·琼斯的涨
幅。在这一论题上,他向自己的读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
斯的企业指数反映的是由30种股票组成的无人经营的组合。然而大多数的公
司都赶不上它。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拥有才智,经过训练和拿着高薪的
“华尔街高僧们”,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超过那些无人管理的组合呢?
他发现问题在于这些管理人都有一种趋势,要把一种保守型的组合 (类如合
理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