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世界首富-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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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地方大学里也没有巴菲特的位置。
在几年的表面冷漠之后，巴菲特再次出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施伍德
① 也有例外情况。如1982 年巴菲特以他外祖母的名义向内布拉斯加州西点的一个图书馆捐了10 万美元；
更典型的是在1992 年，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40 万美元的礼物，让其用于计划生育医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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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只为奥马哈的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尽管它的规模比巴菲特基金会小
得多，但它表明现已60岁的巴菲特终于明白了奥马哈为造就他而做的一切，
而他却基本上没什么回报。
令奥马哈大吃一惊的是，尽管巴菲特是个小气鬼，但他的群体意识非常
强。政治上，他不屑募捐并没有导致想象中的保守主义，而是他强烈认为政
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个部门服务。早在 1977年人们还未攻击
“特殊利益”之前，巴菲特就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许多团体用选举力量来
转移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恶习”。
从那以后，他常常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性的提议，发表在 《华盛顿
邮报》上。主题通常都是“扩大大饼”而不是“大饼重分”，（就像他嘲笑
华尔街的“大饼重分”一样。）其中某个主意可以简单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
无须使用配额、关税和繁琐的手续。在这个了不起的设想下，自由市场只需
要算出要进口多少日产卡车和出口多少阿迪达斯跑鞋，政府只须一个法令就
可限制进出口总量。前提是社会的整体贸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码，而无须在
多种工业之间进行协调和仲裁——事实上它干得不怎么样。
虽然他并不反对政府解决实际的“温饱问题”，但他对政府的措施冷嘲
热讽。他有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里用了一个“稳定岛”的喻言警告。那是一
个假想的具有稳定人口的社会，他们只大量种植大米和生产白酒。由于这是
个“有同情心的岛”，工作者将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说，
这样当退休者日复一日地增多时，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可得出，工人们得
累断脊梁地干，而且自己没酒喝来保证先辈们法定的大量配额。
他的多次建议都提到了新保守主义的作法，即约束人们的自私行为而不
是依赖他们的“人性善”。沃伦与妻子不同，他对“人性善”不敢苟同。70
年代苏茜与拉里·金成了朋友。他办了一个假装在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组
织。尽管金的工资只有16200块，但他开的是白色奔驰，戴的是金表，穿的
是斑马皮衣和豹皮大衣，经常出入高档晚会。他骗遍了半个奥马哈城，包括
苏茜。但他骗不了沃伦。他不客气地说：“我知道金是个骗子。我想他也知
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奥马哈唯一没被他要过钱的人。”那时金已经因为诈骗
了几百万而进了大狱。
还有一次，苏茜请沃伦资助奥马哈的民权活动家查尔斯·华盛顿。沃伦
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借了他24900美元。6个月后华盛顿没有按期还债。
沃伦对这笔小钱被诈十分反感，于是他把华盛顿送上了被告席。这是他生平
唯一一次起诉别人。
在国家级的政治家中，巴菲特与其中几个十分要好，如丹尼尔·帕其克·莫
尼汉、比尔·布莱德利和鲍勃·凯利。但与多数总裁不怎么样，巴菲特并不
对他们阿谀奉承。纺织贸易组织反复要求巴菲特帮着游说实行进口保护，但
他从没这么干过，尽管他自己的纺织厂也可从中受益。
还有一件更富戏剧性的事。伯克希尔的存款和贷款是美联储的一部分。
与其他类似机构一样，美联储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各成员争取尽可能大的
政府分的“大饼”。甚至在S＆L丑闻曝光之后（它的成员已欠了纳税人1000
①
亿美元） ，它还四处游说要更多的资金。
① 在那件丑闻爆发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带有先见之明的预测中，芒格指出：“一个美国政府的机构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像以前一样，继续为储蓄与贷款业的储蓄账户保险，其结果必将是储贷协会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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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说客们是否还有社会良知，但他们退出了该组织以
示抗议。芒格几年来一直对S＆L的危险信号提出警告，他在报告上发表了一
封信，尖锐地抨击了委员会“修饰自我服务的废话”的作法。
由于委员会长期以来已明显地误导了政府，它应就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公开道歉，并保
证不再变本加利地进行误导。
虽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对联储的袒护，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护主义者认为
市场判断永远正确的观点。他不同意眼下时髦地认为自由市场是个人价值的
最终判断者的论点。从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妇女从未发现巴菲特有自
高自大，目中无人的行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书对比时，他同意秘书“可
以带孩子和参加社团活动。市场社会对她的许多才能的评价方法并不一样。
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我有什么才能了。”
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是十分激进的。当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党人，
但他的某些观点与他们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会公司的Q＆A，有人问
如果他有权改变税收法，他会怎么做。“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权利，我会让你
大吃一惊的。”巴菲特说。他要对个人消费课以重税，并收取很高的遗产继
承税。
如果我想坐飞机旅游，我是这么干的，那好，我用支票结算。但必须对我课以重税，因
为我消耗了社会的人力和燃料资源等等。
他的观点如此自由，但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做得不够多。芒格虽然对公
益事业也持讽刺态度，但他是个慷慨的认捐者，而且与一家医院和私立学校
牵连甚深。但巴菲特拒绝参加进去。诺曼·利乐有一次请他在为一条叫商业
企业托拉斯组织的颁奖仪式上做个简短的介绍。巴菲特对此组织很信任，因
为它表彰的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商人。他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定到场，
但同时明确表示不愿做演讲，因为他每个月都收到50个类似的请求。利尔感
到很沮丧，他不相信似地补充说：“其实他只要走上12级台阶，到台上做个
半分钟的介绍就可以了。”
巴菲特认为，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捞一把，就像带着相机的旅行者追寻
有色土著一样。凯·格雷厄姆认为他的自我保护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做法，不
管是在公益事业上还是其他方面。抓着钱是保证控制权的一种办法。当他还
是个孩子，为凯·格雷厄姆当报童时，他就不让母亲碰他的钱。
成年后的巴菲特对他的474948股伯克希尔的股票也是如此。比尔·盖茨
时常卖点他的微软股票，李·艾柯卡卖点克莱斯勒等等，但巴菲特对他的漂
亮股票就连一个角都不愿撕。可笑的是，伯克希尔如此上涨，却没为他的口
袋里增加一毛钱。
从社会的观点出发，他争辩道这是件好事情。他现在能给的毛票不只是
自己的毛票了。它的一笔钱代表着街上的两毛五和半美元。“我想，”他说，
“现在存在的严重的社会本质问题，在我死了之后仍会存在。”他计划把股
胆大。格莱欣法则 （劣质贷款驱逐好的贷款）可能只对充分竞争的而不是存款被保险的机构发生效应，如
果 ‘胆大妄为取代了保守稳健’，最终定会出现由大胆信贷扩张导致的灾难引起的大范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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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留给苏茜。不管谁先死，活着的那位都要把它遗赠给基金会。那样社会就
可以从他积累的财富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仍带有
成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菲特本来每年只要拿出1％的收入，就可为
“严重问题”提供数千万美元而不影响他的财富积累。
读者也许会想，他对财富的控制欲会不会至少是部分，因为他不仅想控
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想控制死亡。只有人才希望或相信在某一伟大的旅程中
是不会死的。以巴菲特的“人心之不可测”的观点看，他对伯克希尔的控制，
或许可以保护他一生不受恐惧的侵袭。也许与林肯一样，在这一场战斗结束
之前，上帝是不会召唤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断积累，事情就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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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恐钱症
随着黑色星期一的影响渐渐消逝，华尔街又沐浴在晚秋晴暖宜人的阳光
里。股票涨到了新高度，交易商创造了新的LBO的波澜，与之相比，以前的
浪潮只能算是毛毛雨。80年代的算术是很简单的。承蒙交国税的政策的关
照，任何公司只要把股票换成债券，它的价值马上就上升了。而人们认为所
有公司都有能力作这种转化。
当贪婪明显地占了恐惧的上风时，投资银行也就成了“商业银行”。它
们不仅经营 LBO，而且不管资金风险，自己购买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保守
的约翰·戈弗洛德也加入了这一冒险行列。这更表明了这一趋势，也使得巴
菲特和芒格有机会仔细观察此交易时期的后半阶段。
这两人总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有人要与他们做生意时，好董
事巴菲特向所罗门的银行家问一些老练圆滑的问题，芒格则设法把生意切成
小块来做。有一次，董事会拒绝通过购买几个连锁加油站的提议，一位高级
经理说巴菲特和芒格的“意见太不一致了”。
所罗门的商业银行业务的头麦克·兹马曼说：“沃伦的态度是，如果某
笔交易不值得用股票方式来做，那么它也不值得用债券做。”巴菲特认为银
行家应专心寻找好的业务，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安排平衡表。但他从不反对任
何交易。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日傍晚，巴菲特在奥马哈家中接到了戈弗洛德的
电话。他正与所罗门的几个银行家呆在第5大街的公寓里。上星期三，生产
云丝顿和沙龙香烟、里茨饼干和奥诺甜饼的雷诺烟草公司久经风霜的老板F。
罗丝·约翰逊，提议要他单独购买他的公司。约翰逊的业务银行是附属于美
国捷运公司的希尔森·莱曼·哈顿公司。这笔大交易的消息刚一透露，华尔
街上的所有其他银行都打算从中捞部分生意。所罗门兄弟公司也正在紧张研
究有竞争力的投标，但戈弗洛德他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所罗门董事和大股东
的巴菲特会支持吗？再就是伯克希尔愿意自己出1亿美元以普通伙伴的身分
参加这笔交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