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犹太"生财之道:可怕的温州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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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金钱游戏总有一天会断链崩盘。到1987年底，数以千计的抬会终于难以维系下去了，出现了抬会会主的潜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３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倾家荡产。
记录下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温州“抬会风暴”，其实是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演进留存一个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断。
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
在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1987年，为了使民间资本冲破禁区，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研究出了被称为“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个充满“姓社姓资”争论的年代。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的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温州人很敏感，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么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的笔下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画纸上，使千家万户的小企业能把生产的规模几十倍地扩大起来。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后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今天的黄正瑞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创举：股份合作企业在当时温州已经存在，创造这个理论只是为当时温州的发展作掩护，这种创造就如同一个筐，把适合温州发展的要素都往里装。而回顾这段略微泛黄的历史片段，即使在对民营企业充满良性政治氛围的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此感叹，“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温州人，确实可怕！
惊人的数据
形形色色的可怕的温州人，各显神通，创造出各种各样惊人的奇迹。
今天，在中国大陆，温州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在以三位数的速度增加。
2002年第一季度末，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企业存款额、外汇存款余额三者相加高达1160。16亿元。此外，个人之间的互助性、消费性借贷，资金大致在300亿元规模。这样，汇聚在温州的民间资金大约在1500亿元，但温州民间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超过2000亿元；
2002年上半年，温州市外汇交易量达59。8亿美元，已成为国内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2002年上半年，工行温州市分行完成单边交易量超过32亿美元，约占全国工行系统总交易量的80％左右；
2002年上半年，温州经济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2。5％。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2002年经济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温州是典型的藏富于民。
2001年，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该市企业总数的90％以上，实现工业产值约2000亿元，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98％。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高达85％。温州的一位政府官员说：“温州的民本经济不是几棵大树，而是一片森林。”
这样的财富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制约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极少，30年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被人讥为“十万细菌”。
这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就在全国其他多数地方还吵吵嚷嚷地探索怎样“不得罪”社会主义、又很资本主义地开始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悄悄地神秘地积累起财富来了。
连省委书记的眼睛都骗过了
每小时，温州人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5亿～6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每10个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上温州人制造的真皮皮鞋。
每10元国内服装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服装创造的。
2001年，75亿支笔从温州人的手下产出……
难以想象，这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看来是小打小闹的、仿冒的、低价的、靠数量取胜的不起眼的产品，而今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占有龙头地位的产品，从低端产品走到中高端，这一变化仅仅用了十来年时间。
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想象的。
温州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南方周末》一次著名调查的结论是：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北渐，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浙江的活力之源是温州，而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了的浙江。”《杭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对我们讲：“什么是浙江经验？浙江经验就是温州经验。”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浙江代表团参加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空闲时间张书记想买一些新疆特色小礼物，东挑西选之后定下一把做工精细的新疆刀。但回去之后慢慢欣赏，却意外地发现，刀上刻有一行小字——“温州制造”。
如今的温州提出创建国际性轻工业城，建造十大“国”字号工业园区的口号。在从有形专业市场转向无形营销市场的今天，鞋、服装、制笔、纽扣、拉链、眼镜、锁、打火机、塑编、剃须刀、印刷包装，已形成温州人积累财富的十大小商品种类。在这些行业中，拥有７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
作为国内轻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温州已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称号。
连五粮液厂的订单都是小意思
在“农民城”温州龙港镇，偏处一隅的批发市场“中国礼品城”外表普通，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宣传礼品批发中心。“光是青岛海尔每年3亿元的礼品采购，就至少有6千万元来到了这里。”“天一礼品”的一位缪姓经理满脸堆笑，他说，“连四川的五粮液也是这里的采购大户，一年几百万的订单只是小意思。”笔、雨伞、打火机……温州和周边省份制造的各类礼品，印上各种企业的名称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温州企业有“航母”，但更多的是“小舢板”。
温州人乐意自称“配角经济”。
小商品，大配角，大市场。
温州苍南县的一批印刷包装企业专门为全国的白酒企业等制作酒类包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纽扣更为典型。温州的服装其实较少用本地产的纽扣，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外地。按照各类纽扣的平均值算，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不起眼的纽扣在2004年上半年就创造了5个多亿的产值。
金字塔经营模式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沿温台高速公路而上，半小时左右即可见到路边一片气派的现代化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电器集团的厂房。
塑壳断路器公司只是正泰繁忙的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从四川长江电机厂被高薪挖来的李俐担任这里的副总经理。接受采访时，身后的流水线正以年销售额3亿元的速度运转。沿着参观的路线，我们注意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当月供货量前5名和后5名协作厂的名单。后5名意味着被淘汰的危险。优胜劣汰，是“温州制造”成功的秘诀之一。
著名的电器镇温州柳市占有全国低压电器的一半产量。这里共生着一个庞大的低压电器企业群，正泰电器、德力西等几家大企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个私营或家庭协作厂。媒体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正是这1200个企业群在整体上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大生产的格局，大幅度节约了制造成本及交易成本。这种模式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据了解，正泰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与上游企业形成非常安全稳定的信用关系，流动资金占用量达到最小。近几年，正泰每年以60％增长率高速增长，年产值超60个亿。2002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