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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第13部分

小说: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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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察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子,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大学生涯都陷入了绝境。兰根的母亲错过了为他申请经济资助的最后期限;奥本海默图谋毒死他的导师。如果要继续大学生涯,他们就必须向学校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的结果呢?兰根的奖学金化为了泡影,而奥本海默被送到了精神病专家那里。奥本海默和兰根也许都是天才,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20年后,奥本海默被指定为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带头人,这也许是这种区别最为典型的例子。负责曼哈顿计划的是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他寻遍了美国,希望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领导原子弹研究。选择奥本海默,确实是大胆的尝试。当时奥本海默38岁,比格罗夫斯手下的很多人都要年轻;奥本海默是一个理论学家,而这是一项需要实验人员和工程师的工作;奥本海默的政治关系足以让人敬而远之:他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都是共产主义者;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一丁点的管理经验。“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家伙,”奥本海默的一个朋友后来说,“他穿着一双已经磨破的鞋子,戴着一顶怪异的帽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设备一窍不通。”伯克利的一位科学家说得更是切中要害:“他甚至不知道怎样推动一个汉堡包摊子。”
哦,这里顺便补充一下,在大学时候,他还试图谋杀自己的导师。但现在他迎来了一个新起点,他正在努力做一件——毫不夸张地说——一件20世纪最为重要的工作。结果如何?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20多年前的剑桥:他让世人见识了他的做事风格。
再看看博德和舍温为他写的传记:“奥本海默知道曼哈顿计划由格罗夫斯把关,因此他开始竭尽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这确实是一件不可抗拒的工作。”格罗夫斯也深有感触,“‘他是一个天才,’格罗夫斯后来对一位记者说,‘一个真正的天才’”。格罗夫斯是一位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奥本海默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格罗夫斯的青睐。博德和舍温继续写道:“奥本海默认为原子弹的设计必须在多个学科中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他是格罗夫斯发现的第一个(在众多的候选者中)提出这种观点的科学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奥本海默提出建立一个中心实验室,(格罗夫斯)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就认可了他的观点。正如他后来证实的那样,‘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考虑化学、冶金学、工程学和军火等方面的问题,但很多问题依旧难以预料。’”
那么,如果把兰根换成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否也可能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他是否也无法劝说他的老师把早上的课程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他比兰根聪明,而是因为他有另外一种悟性,这种悟性能让他从世人手里如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们给每个人都讲微积分的初步知识,”兰根说到他在蒙大纳州立大学的经历,“我就遇到过一个讲微积分初步的家伙,他讲课不仅啰唆而且枯燥无味。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讲课,所以我就向他提出疑问,我甚至跟着追到了他的办公室,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教呢?为什么你认为这种处理方法会和微积分相关?’这个家伙,这个瘦长的家伙,他的两个衣袖都被汗水浸湿了。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你知道,有些方面是你必须要承认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数学家那样的智商。’”
这就是一个教授和一个天才,从始至终,这个天才希望表达的,无非是自己对数学的热爱,但是他却未能如愿。事实上——这是整个故事最令人伤心的一部分——他也希望和微积分教授说清楚一切,但却始终没能在微积分教授面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位教授绝不可能意识到克里斯·兰根在数学方面的才华。

3.
  为自己的谋杀判决辩护,或者劝说老师把自己早上的课程调到下午,这些特别的技巧,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称之为“实用智商”。在斯腾伯格看来,“为了达到最佳效果,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应该怎样和他人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是实用智商的一个方面。这更像是一个程序上的概念:它指的是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件事情,和你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能否提供这种行为的合理解释并无必然联系。它的本质是实践性的:它不是解释自我的能力,它是一种让你正确认识自身处境,并且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并且,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一种有别于IQ测试中,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之外的智商。在运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一个人的一般智商和实用智商常常是“两两不相交”的:一种智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另一种智商就必定存在。你也许拥有很高的分析推理智商,但实用智商却可能比较低;或者你拥有高的实用智商,但分析推理智商却偏低;或者——就像罗伯特·奥本海默这样的幸运儿一样——你两个方面的智商都很高。
  那么,实用智商的各个方面又从哪来?我们认为分析推理智商的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基本上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克里斯·兰根才6个月大就开始说话,3岁的时候自己就学会了阅读,他是天生的聪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先天能力可以用IQ来测量。①(①很多研究都认为一个人的IQ遗传的可能性大约为50%。)但是社会悟性是一种知识,它是一系列需要学习的技巧,它应该来自于某处,比如我们生活的家庭就是一个影响我们的处世态度和社会技巧的地方。
  也许,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最好的解释。多年以前,拉里奥针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做了一项令人深思的研究。她分别对黑人家庭、白人家庭的孩子进行对比分类,最终选择了12个家庭的孩子,其中即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有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拉里奥和她的同事对每个家庭进行了不少于20次的考察,每次考察的时间都持续好几个小时。拉里奥让那些孩子把她和她的助手看成是“宠物狗”,她们跟着孩子到教堂、足球场、诊所,她们一只手拿着录音带,一只手拿着笔记本。
  也许你会认为,如果换成你在12个家庭待较长的一段时间,你应该会接触到12种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方法:他们的父母也许很严厉,也许比较宽松,也许比较喜欢指指点点,也许比较开明,各种类型不胜枚举。然而,拉里奥的发现却与你的预想大相径庭。她们发现可以根据社会阶层明确地分成两种培养“哲学体系”,富有家庭有一套养育孩子的体系,贫困家庭也有另一套养育孩子的体系。
  富有家庭的父母普遍干涉孩子的自由时间,让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他们没完没了地为孩子打听老师、教练、队友的情况。拉里奥曾跟随过一个富有家庭的孩子,这个孩子一个夏天就参加了一支棒球队、两支足球队、一支游泳队和一支篮球队,此外,他还参加了一支管弦乐队,并且学习弹钢琴。
  这些紧凑的活动安排,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游戏不是一周两次的足球培训,而是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邻居的小孩在外面一块玩耍。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认为,孩子们做的一切都不属于成年人的世界,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联系。一个来自劳动阶层的女孩——卡蒂·布琳德尔——放学之后就到唱诗班唱歌,但她是自愿加入并且自己选择步行到唱诗班练习。拉里奥写道:
  
  与中产阶层的母亲们不同的是,布琳德尔夫人并没有因为女儿喜欢唱歌的爱好就想尽一切办法进一步培养她的兴趣,进一步挖掘女儿表现出来的禀赋。布琳德尔夫人并没有特别在意卡蒂对戏剧表演的兴趣,也没有因为自己没能力培养她在这方面的才华而懊恼。相反,她认为卡蒂的才能和兴趣只是她的个性而已——一个不唱歌不表演的“卡蒂”就不是真正的卡蒂了。她觉得女儿只是在向别人展示一个“聪明伶俐”的自己,这只是卡蒂“吸引别人注意”的一种方法。
  
  中产阶层的父母喜欢对孩子刨根究底,每一件事都要问清楚来龙去脉。他们不仅仅喜欢自己发号施令,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拿出自己的威信,敢和父母顶嘴,能和别人谈判,能质疑成年人。一旦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境况不如意,富有阶层的父母就会到学校责问孩子的老师,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为孩子争取权益。拉里奥跟踪过一个孩子,因为没达到学校特长班的招生资格,她的母亲于是请求学校,为她专门再次组织了一个私人测试,最终她的女儿进入了特长班。贫困家庭的父母则相反,他们常会向一些权威人士让步,他们总是显得服服帖帖,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拉里奥曾描述其中一位低收入阶层的父母:
  
  例如,在一次家长会上,麦卡利斯特夫人(她的学历为高中)看起来就收敛了许多,一点都不像她在家时那样热情,那样喜欢交流,在这里,她的这些性格都掩盖起来了。她弓着背坐在椅子上,始终扣紧着夹克的拉链,她显得很平静。当孩子的老师说到哈罗德没有上交家庭作业的时候,麦卡利斯特夫人目瞪口呆,她非常惊讶,但是她说的只有这么一句:“他在家做了作业。”她既没有追问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想过要多为哈罗德辩解什么。在她眼里,教师完全能够教育好她的儿子,那是教师们的工作,而不是她的。

拉里奥把中产阶层父母的教育方式称为“协同培养”,其目的是积极地“培养并评估一个孩子的才能、观念和技能”。相反,穷人们遵循的是“自然成长”的策略,他们虽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照看孩子,但是应该让孩子自由自在地发育成长。
拉里奥强调,这两种培养方法不能说哪种更好。在拉里奥看来,穷人的孩子善于动手,不喜欢发牢骚,能够更有创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拥有极强的独立自主观念。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协同培养的优势更明显些。有着紧密活动安排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总在不断变更着自己的经历,她能学会团队协作,她也知道怎样处理一些高层事件。她知道怎样投成年人所好,在需要的时候,她知道该如何甜言蜜语地说服成年人。在拉里奥的眼里,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开始领会到了“权利”的意义。
当然,这个词汇在当时有一定负面意义。但拉里奥认为这个词汇最能够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拥有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也拥有灵活应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权利。他们看来比较满足这些安排;他们要求分享到更多的信息并且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通过灵活应对制度安排来满足自己的爱好,是这些中产阶层孩子的一般惯例。”他们知道这个道理,“即便是小学四年级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他们都知道利用自己的权益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优势。为了让程序安排符合自己的期望,他们会向教师和医生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
相反,劳动阶层或者穷困家庭的小孩“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淡、缺乏信任和拘谨的”。他们不知道怎样找到自己的路,或者说为了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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