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第6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85％。在20世纪60年代初，20家最大的工业性研究与开发厂商承担一半以上的研究与开发计划。
这里，须谨慎对待我们的判断，因为它们是以整个研究与开发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假如我们把研究与开发工作表达为厂商销售或投资的百分比，则研究与开发工作和厂商规模之间就不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例如，沃利（Worley）发现，按照标准行业分类，随着厂商规模扩大，8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的研究与开发人员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是下降的。这样，在我们所考察的8个行业中，只有2个行业显示出研究与开发工作与厂商规模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
在一篇类似的研究里，科马诺断定研究与开发工作与厂商规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罗森堡在对《幸福》杂志中500家最大厂商的研究与开发人员的研究中，发现了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和市场份额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也可能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各个市场上的技术机会并不都是相同的。实际上，在1977年，差不多84％的各类研究与开发活动是由6个行业进行的。
这里要讲的最后一点是关于投入与产出间的关系。用参加的人员数或花费的美元来度量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程度，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多少那些资源的使用效率的信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与其产出之间是否就是一对一的相关关系？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投入替代产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这样替代；因此，关于在研究与开发的成果、研究与开发的支出以及厂商观模之间的关系就并没多少东西可说。
市场结构和技术变动
熊彼特模型
熊彼特认为，技术变动需要大厂商的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创新强度和它的扩散率与短期保护和市场势力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虽然他并不是为垄断辩护，但熊彼特明确认为创新应得到法律保护，以给予最低限度的短期市场势力。熊彼特认为，完全竞争的效率是不高的，因为需要这种组织形式的小厂商是不可能为研究与开发支付最佳费用的。因此，熊彼特的论述是偏好大厂商的，他相信大厂商更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事技术创新。支撑上述论述的是熊彼特的信念：技术变动本身是竞争的一个要素。因此，竞争并不因引进大厂商而被消除，相反，厂商追求技术变动的努力增进了竞争。而且他还指出，每个人都将因研究与开发的最佳支出而受益。
加尔布雷思观点
加尔布雷思效法熊彼特，也论述了大厂商是“引致技术变动的最完整的工具”并且是技术变动最有效率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他的结论是从一些相对简单的理由中归纳出来的。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对小厂商来说是太昂贵了，以致于它们不适于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因为它是一个消耗时间的过程。小厂商或许不能等待推迟的报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另外研究与开发工作中可能有规模经济，以致小厂商从事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计划或是财力不堪负担，或是不合算。而且，既然研究与开发支出是要冒风险的，那么只有大厂商才能把这个风险投资分摊在大量项目里。最后，或许只有大厂商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些研究与开发的成果。
垄断势力和创新
现在，我们将考察竞争和垄断条件下关于研究与开发的若干理论观点。我们假定由于有了保护创新人权利的专利法制度，创新收益是可以获取的（见第403－406页）。第一个创新的例子是降低成本方面的。这种创新使固定不变的平均成本降低一个固定的数量。
在垄断势力和创新活动的关系上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阿罗（Arrow）对市场力量和研究与开发之间关系的分析导致他相信，竞争经济在发明活动中是投资不足的。因为，竞争的厂商（1）更不愿承担风险；（2）更不能占用收益；（3）不能够从使用发明的递增收益中获取利益。这种分析也适用于竞争行业中基础研究投资更为不足的状况。首先，竞争市场不可能最优地分配风险负担。因为，商品选择自由的市场与风险负担再分配等同的情况并不存在。因而，任何不愿承担风险的意愿都将导致非最优的资源配置。
第二，阿罗也发现，因为窃取知识相对容易些，竞争厂商不大能确立信息财产的所有权，因而研究与开发将生产不足。
第三，如果窃取信息是可能的，因在相同行业里，单个竞争厂商比垄断者占有的市场额更小，那么，研究与开发的公共产品性质在竞争厂商中将趋于利用不足。
戴姆塞茨（Demsetz）争辩说，这些条件并不是市场均衡必需具备的特征，并且断定，竞争可以产生更多的研究和创新活动。戴姆塞茨对阿罗条件的攻击依赖于对理想状况和实际制度安排的比较。他论述了风险降低并不能达到零成本，所以不存在完全的风险转移。
其次，戴姆塞获提出了在竞争和垄断条件下产权的窃取问题。他论述窃取信息产生于法律安排，而这对于厂商结构来说是外生变量。最后，戴姆塞茨论述了只有当签约成本相当大时，知识的不可分性和使用才成为重要的。在签约成本不高的情况下，厂商可能会通过合同安排把信息扩散给竞争者。
厂商规模和创新
有许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研究与开发要由大厂商来承担，技术变动要在大厂商中发现。在这里，我们列举几个可能的理由：
1．风险扩散。研究与开发项目是有风险的。小厂商如果把他们所有的资源投进一个创新项目之中，那么它将承担很大的风险。大厂商则能通过从其他项目获利来支持研究与开发项目。
2．成本 技术创新的成本太大了，只有大公司才能从事技术创徽。这就是加尔布雷思已反复论述过的观点。他指出，最简单最便宜的发明已经产生出来了。虽然小公司或个人可以想象这些问题。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耗费成本太多。因此，根据这个论述得出结论：开发只能由有丰裕资源的厂商来进行。而且，减少大厂商间的竞争预期将带来更大的利润，这反过来为大厂商风险投资提供资金。减少竞争很可能使新发明得到更大的保护，在这种场合，由于发明的主意不再被窃取，为研究与开发增加支出的刺激会相应增加。
3．规模经济 在研究与开发中或许也有规模经济效益。一个较大的厂商能从事小厂商所不能从事的专业化工作。这个较大的厂商能使用小厂商所不能使用的专业化的设备。而且，大厂商为从技术创新上得到收益或许能等待更长的时间。
4．工艺创新 显然大厂商实行工艺创新有一个有利条件。任何能降低成本一定百分比的工艺发明，将导致成本绝对值的更大下降。日此，在给定领域里支出更大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是合理的。但这个有利条件被小厂商能够卖出或买进使用工艺创新的权利所抵消。
5．多样化 由于研究与开发投资的内在不确定性，多样化经营的大厂商可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理查德·R·纳尔逊相信，研究可能得到各种不同的结果，以致于在一个领域里的探索性研究可能得到另一个领域里的发现。因此，这样的探索性研究，对于多样化经营的大厂商有更高的刺激。而且，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能引起有足够资金从事这项事业的大厂商进一步多样化。由于多样化可能的扩张，风险有效地减少了。
对垄断利润的管制
人们能够论证，利润管制减少了或完全消除了被管制的厂商从事高风险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可能性。例如，公用电力事业就相对较少地资助研究与开发。这样，管制确实断绝了厂商所面对较高的利润分配目标。另一方面，被管制厂商经常得到保护以降低固有的技术进步蒙受损失的风险。因为管制机构通常允许价格上升以使厂商得到容许的收入率。换句话说，管制趋向于断绝厂商参加较低利润分配的可能性。这就是被管制厂商比非管制厂商会从事更多的研究与开发的一条理由。但是，刚才论述的两种互相抵消影响的净结果是不清楚的。
进入壁垒
人们认为，进入壁垒保护了被管制厂商免受这些新厂商可能会利用减少成本的创新来进入这个行业。这样的进入壁垒降低了对研究与开发投资的刺激。另一方面，人们会预期，一旦任何创新被引进，它将被迅速地扩散到整个行业。因为在被管制行业里，厂商之间的竞争较少，为避免技术扩散所作的努力也较少。
然而对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或许揭示出，在运输业中，州际贸易委员会与其说是鼓励技术进步，还不如说是在阻碍技术进步。这个委员会从没有提出办法来补偿因公路运输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丧失运输量的铁路运输。这个委员会在批准通过改进设备以实现新的服务方面，现在仍然很勉强。一个典刑的案例是州际贸易委员会在货物运输中“拖延”批准引进用铁路平车装运卡车拖车的情况。简单说来，这个委员会从不允许出现危及现有经营者的变化。
经验证据
在这一节，我们将简要地评论一下那些试图把厂商规模同研究与开发联系起来的重要研究。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些探索各行业之间研究与开发的差异的研究工作。
行业内差异
沃利使用1955－1956年的资料，从8个两位数的S。I。C工行业分组中划分出198个大的厂商。沃利在他的有关厂商规模同研究与开发支出之间关系的调查中发现，“这个证据需要有一个比目前已整理出来的更使人信服的大厂商的案例。”不过，他的研究结果并没有产生更加肯定的结论。他的统计检验仅仅在电子机械和石油行业提出这样一个强相关关系。首先，他考察相对于厂商雇员总数的研究与开发人员。虽然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数可能较好地代表了研究与开发总支出，厂商雇员总数也可能代表了厂商规模，但他的研究并没有清楚地证明这个关系。
汉伯格（Hamberg）以同样的技术处理了1953年到1960年的数据。他考察了17个二至三位数行业分组中的340个厂商。然后他考察了研究与开发人员和由总雇员数和总资产衡量的厂商规模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15个行业里，“没有切实的证据”能证明研究的程度随着厂商规模或行业集中程度而增大。“总之，显而易见的是超过一定限度的行业集中大多不能对研究与开发工作起刺激作用。”
为找出行业内研究和开发工作的差异，科马诺考察了1955年到1960年的资料。他发现，在许多行业里，较小的厂商从事着较大比重的研究工作。他并不是考察真正的小厂商而是考察大厂商组内相对较小的厂商。科马诺承认在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厂商中研究人员并不是相同的，他们有着系统的素质差异。因此，衡量研究和开发人员总数可能使研究结果发生偏差。另外，即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计量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它们也未必转化为研究与开发工作的成果。
曼斯菲尔德考察了3个化工业厂商和5个石油提炼厂商的详细数据。他断定，除化学工业以外，没有资料证明，相对于销售费用来说，最大的厂商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比较小的厂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