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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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95页。
②《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25—126页。
4？6 毛认为中苏论战要争论一万年，柯西金说不要那么久，毛于是减少一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一让就是一千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除双方的民族利益发生冲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整个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看法发生了严重分歧。赫氏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世界正在走向和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斗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没有调和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危险，同帝国主义讲和平只是策略手段，表明我们要和平，战略上则不能放松警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有两手准备一是争取和平，二是准备打仗，要准备出战争疯子，着眼于打核大战。关于争取和平的手段，二人也不同：毛泽东认为只要团结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并最终消灭帝国主义，才能制止战争赢得和平。赫氏主张用裁军谈判、限制核武器生产协定等手段来争取和平。这些就是所谓国际共运战略分歧。分歧以 1959 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为标志而明朗化、公开化。在此以前，争论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问题上，而对两大阵营的“冷战”局面没有根本不同的看法。1957年莫斯科宣言还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中心，说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苏联为了打击削弱美国的力量，对各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和中国在台湾海峡针对美蒋的军事行动均取支持态度，他们还提出愿意派歼击机驻扎在福建沿海以帮助中国应付那里的紧张局势，甚至还针对美国公开声明，谁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可是经过“戴维营会晤”，赫鲁晓夫对西方的战略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戴维营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等等。他还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批评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要求中国服从苏美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这样做是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是想搞苏美合作，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毛泽东不听这一套。于是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战争”，是“扼杀和平共处”、“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则认为赫叛离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帝国主义妥协，是“半修正主义”。双方的分歧逐步发展成中苏大论战。论战的许多内容属于邻居吵架，真正实质性的分歧是对待美国的态度，是和平共处，还是继续对抗。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则说赫是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为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而与苏联对抗是对的，但是为国际共运战略而展开论争则是不明智的。这一争论表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已经落后于时代，而且是不值得的。苏联可以冲破意识形态同美国缓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缓和对中国不一定会有什么好处，但至少可以避免把矛盾集中在中国身上。同美帝没有调和余地，对苏联当然也不能妥协。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苏联已经背叛了列宁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反帝必须反修，反修才能反帝。1964年10月，苏联新领导上台，不想再和中共论战下去，次年2月柯西金来华，要求毛泽东停止论战，毛泽东说：要停止，你们要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否则，要争论一万年，柯西金说：不要那么久。毛泽东说：那就减少一千年，剩九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一让就是一千年。不让步的结果有两个：一是中苏两党关系完全中断，两国关系也恶化到对抗程度，二是毛泽东把国际上反修和国内防修挂起钩来，决定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避免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4？7 1970年12月18日，东方巨人向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发出了恳切的邀请毛泽东准备和美帝国主义斗到底。具体要斗多少年，他没有精确预计，反正是“你死我活”。可是1970年12月18日，这位东方巨人突然向大洋彼岸发出了恳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这是怎么回事？是美帝国主义突然变得不坏了吗？不是。是毛泽东变得现实起来了。也许他对第三世界的小伙伴的力量感到有点失望。这些朋友个个都很感激中国对他们的慷慨援助，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献出来的东西只是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而不是可以叫帝国主义害怕的飞机大炮原子弹。毛泽东一度希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包括美国人民，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看到除了美国老朋友不时跑来向他表示一下友好外，美国整个国家人民对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并不是那么痛恨。真正要同实力强大的苏美两大国抗衡的还是他老人家以及他直接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然而中国的事情也不乐观，“睡在身边的赫鲁跷夫”倒是打倒了，“修根”是不是刨净了还是个问题，国内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在夺权斗争中走向崩溃的边缘。世界革命根据地的构想可能是徒有其名的。毛泽东也许感到他要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有些力不从心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如今有一个构成了对中国的主要威胁。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实在些，他对国际共运战略之争不那么感兴趣，一切考虑都从俄罗斯民族的扩张主义利益出发。他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比一个强大的美国对俄国来说威胁更大，因为中国是他的近邻。出于这种地缘政治考虑，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有争有合，而在亚洲地区则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就是有力证据。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接着勃列日涅夫用他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把东欧的卫星国控制得纹丝不动。这样他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中国了。1969年苏军在珍宝岛和新疆挑起两起规模不算小的武装冲突，随后的边界谈判又僵持不下。这一切足以使毛泽东明白谁是最主要的敌人。毛泽东终究是位军事家。他也知道美国固然可恨，但真正能给中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是北部近邻苏联。苏联的扩张野心他不是不清楚，早在1964年，他就对日本社会党人士谈到苏联太贪心。当时，北海道议长荒哲夫问他对苏联不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怎么看。毛泽东坦率地说：“苏联本来就贪心太大。”他列举了许多地名来说明苏联夺取了中国多少领土，夺取了东欧多少领土。然后他说：如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贪得无厌地扩张领土。日本民族要求归还领土是合理的，我们坚决支持这个要求。毛泽东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控告苏联，可见他对苏联的扩张野心是多么不满。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更加提醒了毛泽东。现在必须面对现实。毛泽东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战略：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也许可以放到以后再说，目前最要紧的是中国的安全。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恐怕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还是先选择对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敌人吧。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与中国有着2000公里长的边界线，不像美国那样有一个太平洋隔着。中国古人不是说过“远交近攻”吗？得把对自己没有直接威胁的敌人联合起来做盟友，以便共同对付对自己有直接威胁的敌人。当然，使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考虑得以变成实现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关。美国人在考虑国家利益时无疑比毛泽东更实际些。他们知道到了 60年代再想孤立中国已不现实。中国没有因为他们的孤立而垮掉，相反更加革命化了，而他们则因为孤立政策失去了中国庞大的商品和文化市场。中国虽然不很强大，很穷，但近8亿人口加上这么多人的革命热情，这个事实在世界政治生活中决非无关紧要。中国不会对英国构成威胁，但在苏美两极的天平中，这个庞然大物倾向于哪一边可是一个很有份量的砝码。为什么要等到苏联把这个砝码拿过来，而美国不先去拿过来呢？从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共谈过136次，但毫无结果。尼克松上台后，觉得打开中国人门对他的政治生涯很有利。1970年1月，尼克松通过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捎口信，表示要与中国友好。这一表示很奏效，毛泽东没有把它看成帝国主义的和平圈套。相反，他立即通过斯诺向尼克松发出善意的邀请：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通向友好的唯一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不会让步。但是台湾和大陆相比，对美国的全部战略来说，哪个更重要，美国人不会没有考虑。1971年10月25日，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席位上消失了。既然大陆中国成了中国的合法代表，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它还能跑到哪里去？台湾问题顿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通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障碍已不是那么显著。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会见了他。两人竟像阔别了多年的老朋友，谈得非常认真、坦率，似乎早该如此似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纠缠了30多年的台湾问题表现得很超脱。基辛格回忆说：他（毛）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基氏说：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它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①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美国总统表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他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台湾当局已从联合国席位上赶下来，美国再难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二是考虑北边苏联的威胁和台湾问题比较起来确实显得太重要了。当尼克松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威胁更大时，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国外的。”通过排除法，毛泽东向客人表明苏联是他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
②尼克松访华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