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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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三个“三分之一”毛深东的统战谋略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政治技巧。它的目的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便有效地孤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除了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时候，为了便于操作，这种谋略也体现为某种定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就是一例。毛泽东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
①另两个“三分之一”留给非共产党人员。毛规定国民党党员一定要占三分之一。第三个“三分之一”则是无党派人士的。据说这样做便表明共产党没有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②美国记者白修德曾研究过这种制度。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反对派是不民主的”。当时共产党最大的反对派便是国民党。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国民党员一定要占三分之一，并且不能少于三分在一。当然在质量上毛泽东也是有考虑的，他说；“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一是“必须容许”，二是“不反共”，由于“不反共”，所以国民党方面就说这些人是国民党的叛徒。但不管怎样，共产党能够容纳国民党，而国民党不能容纳共产党，到底哪个民主、哪个独裁，舆论自有公论。第三个“三分之一”是指“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反共”，但“不积极”。共产党那一部分是不会反共的，国民党所占的那个三分之一必须是”不反共的”。假定无党派中有一半是反共的，总共也只有六分之一的“反共分子”，绝对的少数。这样做既容许了异党分子，又保证了本党绝对优势，堪称方今中外政治体制上的一绝。白修德说：“实行的时候，这个制度并不完全那么死板，不过中共总是把他们自己的比例做到不超过三分之一”。这是不假的。毛泽东也说过，在那些”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只能少不能多，多于三分之一便表明共产党占了优势，不民主，不平等。可“事实上”，白修德说，”中共之多于或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在每个地区的政府里，他们都是唯一与整个政策相联系的团体。他们是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又是农民的保护人。他们制定策略，无论从哪方面说，农民都把共产党人看做是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看做是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
③“三三制”实践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政权经验。他相继提出“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权模式。这些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至于被领导地位上的客体，在不同时期略有区别，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解放斗争时期是“一切民主阶级”，在建国以后是除了敌人以外的全体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不同成份，不在于有多少党派、阶级参加政权，而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有了这一条，”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是一回事。因此毛泽东1956年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政权中，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领导是必须的，异党异阶级的存在也是必须的。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民主又专政。如果只有共产党一种颜色，就不能体现民主，就难以和共产党所极力反对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区分开来。据说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但毛泽东不同意。倒不是这位共产党的忠实追求者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而是因为她留在党外对共产党更有好处。她留在党外，可以代表另一个党派帮助共产党说话。如果她成了共产党员，就起不了这种作用。不过，孙夫人的愿望在她临终前还是得到了满足。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724页。
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20页。
5？9 毛在“三大”上改变态度，张国燾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变节”，有人指责毛“想当中央委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督促下，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莫斯科煞费苦心，一方面派赵飞到南方联络孙中山，另一方面又派马林来劝中共领导人。但是马林所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令在“三大”上并没有获得一致通过。该指示强调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领导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尽管它也提到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应保留其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总的是，它是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当然是大多数共产党人不愿接受的。当时的中共只要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作为总书记，不得不服从“总部”的决议，改变他以前所持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消极态度。陈在会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了政治报告，随后瞿秋白表示赞同。但是另外的三个人：张国焘、蔡和森、毛泽东，却发表了相反的意见。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一时相持不下。这种平衡最后由毛泽东打破了。毛在最后表决时，站到了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一边，投了赞成票，从而使共产国际的提案获得了通过。毛泽东甚至提出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一点遭到张国焘的极力反对。毛泽东在“三大”上改变态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张国焘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变节”。还有人指责毛泽东“想当中央委员”。前苏联的中国现代史专家格鲁宁认为，毛泽东当时的见解，既不同于陈独秀，也不同于张国焘。他有他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是否与国民党合作，要看合作是不是有利于他所热衷的农民运动。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重视农民运动的主张，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提案的着重点是要中共服从广州的国民党的指挥，这样就有可能使共产党自身的革命目标彼岸化，从而舍弃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提案。因此，毛泽东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变卦，转而赞成合作呢？对这个问题，日本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永野英身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不使用共产党这个人们不大熟悉的名称，而是以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过贡献的，并拥立孙文这个众所周知的领袖的国民党的名义做农民工作更为容易。在出于国民革命的大义而与可以自由地做农民工作的国民党的合作中，比在信奉对农民持偏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占主流的共产党组织中，不是更能充分地找到实现他的愿望的场所吗？”
①毛泽东当时是否出于这种考虑，他本人从未作过说明。不过，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水野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没有忘记，孙中山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加上了“扶助农工”这一新政策。1924 年国共实行了合作，并且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农民部，而领导这个部的，正是和毛泽东一样热衷于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彭湃和阮啸仙等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不回避毛泽东所关心的中国革命的主题，便于做农民运动，这就够了。张国焘所谓“毛泽东的变节”，从正面讲，正体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务实精神以及他在策略上的高度灵活性：既然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做农民运动，而且做起来更方便些，那为什么不合作呢？毛泽东果然合作得不错。他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年后又出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并亲手编辑国民党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于得很出色。他利用国民党的席位，干着他所关注的农民运动，而且干得比其他共产党人更好。当然，毛泽东并不认为在国民党内就非得一切按国民党的主张办不可。事在人为嘛。当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时，他第一个站出来为农民辩护。同时，他非常策略地把这些攻击者限定为国民党”右派”，意思是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国民党豹态度。到了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分裂，国民党右派得势了，并且向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元勋”举起了屠刀。这时，又是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说：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打国民党的旗子了。国民党的政治框架再也装不下毛泽东的革命内容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另起炉灶，另谋出路，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一旦革命需要再度与国民党合作，重新向他的政敌表示友好。
①《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22页。
5？10 怎样赶毛驴上山赶鸭子上架，赶毛驴上山，都是很费力的事，需要高超的主观能动性：智慧和技巧。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陕北的老乡有办法使毛驴上山，这办法一是拉、二是推、三是打。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礼堂里，用这个比喻生动他讲述着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谋略意义：蒋介石一心反共不思抗日，但我们可以用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椎他，再不干就打他。只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被赶到山上。西安事变爆发前，毛泽东已经通过“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策略，把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张学良争取到抗日阵线上来了。张又以其特殊的身份拴住了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张、杨已经不再反共，与共产党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了。只是蒋介石不知内情，硬要亲临西安，强令张、杨再度攻打红军，张学良用部将高福源向他痛哭陈词的办法，多次向蒋”哭谏”，仍不解决问题。因此才有西安事变，才从华清池旁响起了震惊中外的“兵谏”枪声。蒋介石这头毛驴终于拉住了，现在该是推他、打他，赶他上山的时候了。捉蒋的当日，张、杨就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提前善后事宜。毛泽东接到电报，在和周恩来等商量之后，立即作出决策：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条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用抗日的允诺换得了自身的性命，毛泽东则成就了他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计。蒋介石是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今抓在手上，为什么不杀掉，反而要放掉？毛泽东望着一双双迷惑不解的眼睛，讲开了他提前放蒋的道理：蒋介石罪大恶极，血债累累，大家要求杀他，心情可以理解，不算过份。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蒋介石是不能杀的。杀了他，可以解我们的心头之恨，一时痛快。但却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下怀。日本人正在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他们扬言如果南京与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就不会继续袖手旁观，其目的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