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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

毛泽东谋略-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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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要成就大业,必须“养其力”而“不为浮誉
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我,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
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方法五花八门,但总的特点不外搏击风浪、
强固自我。据说在长沙读书时,有一天夜里,风雨雷电交加,他一人从岳麓
山顶上跑下来,全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蔡家人不知其故,毛却说他这是
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以锻炼自己的胆
魄。毛泽东不只是青年时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气魄、
贯穿他全部人生的信条也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
“奋发图强”。

 

9?3  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宇宙是造化甩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令人不可捉
摸。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日无限,名之日永恒,名之日绝对。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广大。因为它把一切都统摄了去,使一切都成
为有限。人也不例外。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不幸和苦恼。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在回首自己故乡的那一瞬间,顿时便感觉到人的渺
小:有几十亿人口在上面生存争斗的地球,原来不过是宇宙空间中一粒微不
足道的尘埃。
有多少人曾为百岁人生而自豪,为千年王朝而奋斗,然而,即使是整个
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宇宙的庞大衬托出个人的渺小。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就
他自己来说,在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或者说,他活在世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他的人生支点或起点。
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日,就必须有那么一个由此出发的起
点。否则,他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
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生活在20世纪初,息在地球上一个叫做湖南的角落里的毛泽东,为自己
找到了这样两个人生支点:
一曰“贵我”。
二日“通今”。
为找到这两个支点,他费了好几年思索,还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
经历过业师杨昌济的点化。
人生为什么需“贵我”?答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
恃惟我。”
由这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
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
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那么,“我”以外的“神”该不该服从?毛泽东回答:“服从神何不服从己,
己即神也。”
只服从自我,那么他人放在什么位置?毛泽东对这一人己关系上的难题
有独特的解决方式: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
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
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
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绝不可等同于杨朱“拔一毛利天
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
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
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人生为什么需“通令”?答曰:“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
据惟目前。”

 

从这点出发,毛泽东主张: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即往吾
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有人说,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不以为然,他说:我
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有所成就,“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此“非
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
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人生活在前古后今之中,只有目前这一
段现实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
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但是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
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吾人生活在这连成一片的时间之中,自然“处处
皆现实”,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是现实的。
因此,“有目前乃有终身”。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
唯一有益的是好好把握目前。把握了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果放
弃目前,磋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注重“目前”,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日
而语。他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
无往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面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的价值”,
过去的事用不着过多地追悔,未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脚踏实地地抓住
目前——这就够了。
“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
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
一起,就是一个“此时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
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

 

9?4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为人在世,免不了有许多义务责任。一般人常常为此所烦:他人之事,
不管不理,于心不忍;管起来,又觉自己吃了亏,于己不利。
毛泽东痛快淋漓地解决了这一烦恼: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由我出发,
去利他人——达到人己两利,即在利他人的同时利自己的精神。
依据这一生活原则,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
“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
务,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对他人之义务由
客体发生,是他人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对自己之义务则由主
体发生,是我自己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如果我认为“应该如
此”而我又不如此,那就未能“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发达自己身心
之能力,就于我的“具足生活有缺”。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是一种自利原则,但此种自利主旨在于利自己
的精神,而利精神在于利情与意。毛泽东举了许多例子,例如“救人危难之
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济人之急,成人
之美”等等,也都是因为“吾能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舍身救人更是如此,
“为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力以救之,至激烈之
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再如“互助”。通常认为互助是一种人己两利之道。然而,毛泽东却认
为互助说到底还是为了成全自己。因为这里的同情者皆“由我而起”。如果
说“互助”中有“利他”的一面,那么此种利他也是由我而发的,是我以利
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利他),于是我去做了。
这种做在客观上是利了他,但却遂了我的心愿,实现了我的意志,因而在主
观上利了我的精神。所以说“互助”也是为了“自尽其性,自完其心”。为
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还作了假设:“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
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
为己也。”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理想生活,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圣贤豪
杰精神。圣贤豪杰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典型。毛泽东之所以成其为圣贤
豪杰,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能力发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而“此精神及
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这就是说,任何人,不论
他本之于天的身心能力是大是小,只要他按照”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原
则去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毛泽东反对只有圣贤豪杰可为舍身拯人之
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只有圣贤豪杰的身心能力能够
发达到最高、而普通人不能够发达到最高的说法是于理不通的。
圣贤豪杰有责任有义务拯时济世,教化小人,使之共跻圣域。但是如果
小人们不理会圣贤这一套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贤们应恪
守”圣人之道”,“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仅“不怕人毁”,而且”毁之
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与乎无愧于己”。这就是说,当圣贤豪
杰受到孤立时,反而更有利于他“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圣贤豪杰利他人、
利社会、利天下的行为,本来就是“自尽其性,自完其心”,“非以为人,
乃以为己”。如果客观上他不能这样做,只是有点遗憾,而对他的心性修炼
完善不会有任何妨碍。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生活态度,于自我的发展有一大优点,即能
把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利万世看作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不为其所烦
所累,就和人之要吃饭和娱乐一样。这样,便能把内在的心性完善和外在的
事业成功统一起来,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

 

9?5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昔日湖南第一师范礼堂门口赫然立着四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
民国初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
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
己的敌人——德国和日本学来的。蔡元培的独创是美育,他曾提出以美育代
宗教的设想。
就在美育和军育哪个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与萧子升之间发生过一场
争论。萧很欣赏美育,毛则认为“军育更为重要”。毛说:“如果国家软弱,
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
么关系呢?”萧申辩,美育能促进德性的完美。毛反驳:“完美德性又有什
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
示德性。”
这场争论发生在那个国力赢弱的年代并不奇怪。当时的人曾提出“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口号,不过他对二者间的
关系有独特的理解。他的见解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
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那时的精神文明也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
在毛泽东看来,学问道德诚然重要,但二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体
育,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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