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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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泽东审时度势，手中又多了对付蒋介石的绝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御外侮是分不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势必要发生变化。有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招，不仅可以遏制蒋介石疯狂的“剿共”行径，使当时处在弱势地位、并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吞没的革命力量减轻压力，获得喘息的机会，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扩大影响，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不满意蒋介石对日让步行为的人从蒋介石的圈子里拉过来，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1931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粉碎了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一派喜悦。而此时蒋介石却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蒋一方面要继续对付他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主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再一方面，还要对付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混乱。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他提出的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巩固根据地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到闽、浙、赣广大地区，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支持抗战打日本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下子剥夺了蒋介石把枪口对准红军的理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懈可击的根据。可惜的是，这一精妙决策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采纳。但形势继续朝着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又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这不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吗？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心里不是滋味：日本人不让打，却要我们来打中国人，有什么出路。于是发生了1933年“福建事变”：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公开宣布与蒋决裂。他们在福建成立“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这真是千载难遇的良机：红军面前站着一个主动走上门来的盟友，而当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之中。毛泽东瞄准了机会，他提出利用福建事变，突进苏浙赣皖地区，以解江西苏区困境的良策。但此时的毛泽东毫无发言权，良机又一次坐失。毛泽东一直为此惋惜，长征途中他用来说服反对者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当时中央没有好好利用福建事变是一大失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同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为他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谋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35年底，他在瓦窑堡会议上亲自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又成立了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转化工作，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一个转化对象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蒋介石没有在长征中把红军消灭，于是又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到陕北歼灭立足未稳的“共匪”。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来说也不是滋味，他们的血不是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反共的战场上。高福源就是在与红军交战时被俘的。仗打得不明不白，现在又做了阶下囚，他沮丧、懊恼，只等杀头了事。没想到红军根据毛泽东的统战政策，对他这个俘虏特别优待，给予他比红军自己还好的吃、住条件，这使他明白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认识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置民族危亡而不顾。红军的政工人员当然不会忽略东北军特有的恋乡心理，他们向俘虏们提出了一个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抵抗民族大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建议。民族仇恨加上优厚的待遇，终于使高福源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和亲信，在他身上花再大的心血也是值得的。高果然不负共产党的厚望，他被放回东北军后，立即向张学良痛哭陈词，用他刚刚从红军那里听到的民族大义来劝说张学良。张学良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了“不抵抗”的黑锅。经过爱将这么一番哭劝，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张学良终于痛下决心，在”拜把兄弟”和“民族大义”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功臣，殊不知在张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张学良作出联共抗日的决断后，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商谈联合抗日的大计。当时，亲自接待这位“俘虏”特使的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感谢高为国家为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当然也是为共产党办了一件大好事。
1？15 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十牟年战后，
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著有《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西德友人王安娜1937年春天在延安请教毛泽东：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活，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毛泽东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①为了抗日大计，甚至可以交出军政领导权！但这只是“暂时”的。暂时这样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是这样，一切依时间转移。暂时这样做首先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人打进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不只是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份。如果民族利益
不得保全，谈何共产党一党利益？暂时这样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共产党暂时还很弱小，还不足似同国民党抗衡。而抗战正是扩大影响，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的好机会。这样看，暂时搁下我们的目标，岂不更有利于将来吗？共同抗战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就向斯诺预言，抗日战争不仅将使日本侵略者发生由强到弱的转化，国内的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也要发生强弱转化，到抗战结束时，“中国革命力量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人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②共产党的目标只是暂时搁下了。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对斯诺说：“共产党永远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
③除了在国共和谈的桌上，毛泽东从不隐讳，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眼前的一切，只是将来的一个必经环节。眼前不这样做，一是因为外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二是力量不够，还不到最后决战的时候。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了十年激烈内战之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是红军变白了还是白军变红了？斯诺说：“谁都没有变。”认为中共现在为民族独立而战，就是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只是西方自由派人士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上面。”
④毛泽东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眼前的目标与将来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前者为后者服务。蒋介石是”反共”和“抗日”同时并举。毛泽东则把“反蒋”和“抗日”两个目标巧妙地错开，并使两者互相照应。他在“联蒋抗日”的同时为下一阶段的“反蒋”工程作好了准备，他吃透“日、蒋、共”，三个方面两对矛盾间的相互关系。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42页。
②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99页。
④同上第183页。
1？16 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国民党当权，蒋当家。而毛则采取：要服从，但不能完全服从；
要经过，但不能一切经过“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这条方针的前半部分是毛泽东努力反对关门主义、孤家寡人政策的成果，后半部分则得益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那一次共产党没有经验，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与国民党合作，结果吃了大亏。而吃亏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丧失了独立性，放弃了领导权，一切听命于国民党，结果，当蒋介石翻脸的时候，共产党陷入被动，无以回击。有了陈独秀的教训，毛泽东变得聪明了。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不行，有了统一战线没有独立自主也不行。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主动要搞的，但搞成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共产党有可能借统一战线获得一个大发展，也有可能在统一战线中连老本都丢掉。到底鹿死谁手，关键在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抓在谁手上。而共产党要想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必须强调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于是毛泽东开始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他猛烈地批判“左”倾关门主义，告诉那些只知“直”不知“曲”，单刀匹马和强敌硬拼的同志：我们要搞统一战线，否则共产党就无法摆脱目前的劣势而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及时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提醒那些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人民群众的人：我们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否则，就不是我们把人家统过来而是人家把我们统了去。毛泽东十分懂得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微妙关系。蒋介石本来不想合作，而想在“最后五分钟”消灭羽翼尚未丰满的共产党以后，再去谋他的民族利益。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看来，搞统一战线，共产党就得服从国民政府，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服从政令也就是服从国民党，服从蒋介石。有了这种服从关系，使共产党未必能沾光。哪知毛泽东更聪明，他更知道这样在民族斗争中谋本党本阶级的利益，而且谋得更合情理，他对自己的同志说：目前我们必须同国民党合作，搞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作一样的东西而忽视其原则差别，否则合作就会变成混一，无产阶级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为了保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不被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抹掉，毛泽东提出：“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冶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特别强调，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①其实，国民党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当权的党，越统一对它越有好处。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国民党当权，蒋介石当家。那么共产党的行动要不要服从它，要不要经过它？毛泽东回答：要服从，但不能完全服从；要经过，但不能一切经过。这种“擦边球”怎么打法？毛泽东向他的同志们面授了四条机宜：
③一、有些事”先奏后斩”。例如将师的番号改为军的番号，不涉及问题的实质，但又容易惹出”政令不一”的麻烦，所以应该先经过国民党的同意。二、有些事“先斩后奏”。例如派兵去山东，发展20余万军队之事，是蒋介石最敏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