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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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打造成复合型人才。
第八章 水往低处流
认识王勇
认识王勇,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间演播室。
那天晚上,倪萍主持“聊天”节目,与倪萍聊天的是一位名叫段云松的年轻人。没考上大学的段云松,做过王府饭店的门童,小饭馆的老板,后来又开过红遍京城的“忆苦思甜
大杂院”,如今是五福茶艺馆的老板。
我是被邀请去当观众的。我的旁边坐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
倪萍与段云松聊完后说,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王勇,王勇的经历跟段云松有点不一样,他是大学生。
说到这里,倪萍将头扭向观众席笑着问:“你们知道北京小王府吗?很火的!他就是那里的老板。”
王勇与我隔着两排也坐在观众席上,他穿着橘黄色的套头衫,听见倪萍在介绍他,他站起来欠了欠身子神情有点拘谨。接着,有人将话茼递给了他,他拿着话茼发了一通言,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可有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人生苦短,应该去干自己喜欢干的、愿意干的事情”。
节目录完后,我们交换了名片。王勇的名片很独特,上面画着一幅建外大街至光华路的地形图,在地形图囊括的区域里,有使馆区,有外交公寓,有友谊商店,有闻名中外的秀水街,有高级白领出入的国贸大厦、嘉里中心、丽晶花园,还有京伦饭店、建国门饭店、汉威大厦。北京小王府的几家店就分布在这个区域里。
我和王勇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天,我们约好在光华路的小王府见面。
当时我想,小王府名满京城,门面一定很气派,可是坐着车将光华路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好停车打听,才知道小王府在光华路背街的一条小胡同里。
那是一条很幽静的小胡同,虽然距光华路不过百余米,却没有了那里的喧嚣与嘈杂。小王府是一溜平房连着东头一座二层的小楼,粉白的墙,朴实淡雅的窗帘,门口还有几颗歪脖子树,很像居家过日子的房舍。
走进前厅,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是一群身穿救生衣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站在海边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勇笑嘻嘻的,在他们身后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餐厅的布置朴实、温馨、亲切。难怪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那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外国人都愿意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能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与餐厅连着的一间平房,是王勇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新颖别致的壁挂、造型独特的灯具、摆列整齐的书柜给人以居室的感觉。在房间的一角,临着胡同的一面,是落地的玻璃窗,一圈古朴典雅的沙发围成了一个小天地,坐在那里,可以看到胡同里的风景。
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交上辞职书后,我知道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是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专业。
那时,还是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先是做技术翻译,后又去了合同处。
那是一份很安逸的、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因为在那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大型国有企业,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裙带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苦恼还因为,我的建议和想法在那里得不到采纳,甚至得不到尊重。人们仍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仍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行走,不敢、也不愿偏离哪怕一点点。
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很压抑,也让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也不甘心自己的个性和斗志被一点点地被磨灭。如果没有了热情、没有了斗志、没有了个性,我将不是我自己。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脱离了体制,也许会象一叶难以找到岸的浮萍,每天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恐惧中。这也是许多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一片蓝天的人不敢跨出体制门槛的原因。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那天,我拿着辞职申请走进领导办公室。看完我的辞职申请,领导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可要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我的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那天离开办公楼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在同事们惋惜不解的目光中,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座工作了3年的办公楼。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我知道,从此后我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我进了销售部。
上班的第二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没想到刚上班,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公司头儿说:“你什么时候把上海市场打开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其实是给我下了军令状,我没有退路,也不可能讨价还价。
第二天,我提着行李,拿着飞机票,忐忑不安地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上海。当飞机缓缓降落在虹桥机场时,我知道自己将要独自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环境,将要独自在这里打出一片天下。
人就是这样,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外援时,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在上海的那两年,是很辛苦的两年,也是收获颇丰的两年,我单枪匹马地终于为公司打出了一片天地。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在那两年学到东西,比我在国企呆3年学的东西多得多。在国企,我是戴着游泳圈学游泳,身边还有教练陪着,不管浪有多高,风有多大,只要我不脱离游泳圈,就能安然无恙。可是在外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扑腾”先将你丢进水里,任你挣扎,任你呛水,没有本事游上来就会溺死,这时,求生的本能会让你拼命地伸胳膊蹬腿,游着游着也许就到了岸边。
当然,溺死的人也不少。没被溺死的,就真能干成点事儿。这也是一些年轻人愿意去外企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外企得到的培训和学到的经验,是目前国内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有的。
从上海回来后我又跳槽去了一家在北京的美国公司,也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不久,我就坐上了大班位置。
公司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北京人没有不知道赛特的,知道赛特的北京人,只知道那是一家有钱人出入的高档商场,却不知道商场上面的写字楼藏龙卧虎,有着多家在全球都响当当的大牌公司。
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在窗前,看马路上穿流不息、象甲壳虫一样的车辆,看象蚁蝼一样蠕动的人流。有时看着看着,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呆,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到了大班,只要继续努力,职务还会升迁。但是干得再好,这里也不属于我,我永远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个舞台是别人的,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怅然若失,情绪低落。
我常常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当年我走出那座国企的办公楼时,许多人为我惋惜,可是几年后,那些为我惋惜的人,见我出入高级写字楼,拿着比他们高几倍的工资,见了我都面露羡慕之情,说我走对了。比起他们,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一次次地反躬自问。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走出国企,之所以拿着高薪、坐在了大班的位置仍不满足,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时躁动着的渴望,我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对于我来说,这种渴望不是成年以后才有的,它早在我14岁那年就已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凌晨,父亲拿着北京市八中的录取通知书,领着我坐上了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在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近郊的顺义农村,不但没进过北京城,连县城也没去过。
我是在6岁那年跟母亲和姐姐从四川农村来北京的。那时,父亲的部队在顺义,母亲、姐姐和我就入了当地的农村户口。虽然顺义属北京市管辖,可是14岁之前,我从没进过城,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低矮的农舍、四季变化的田野、满地乱跑的鸡鸭,还有跟我一样穿着土不拉叽衣服、顶着一头乱发的乡下野小子。
车进城时,天已大亮。一辆洒水车唱着好听的音乐从我们身边开过,父亲拉着我的手向学校走去。
宽阔的街道上,各种小轿车穿流不息地开过,一座座造型别致的高楼耸入云端,穿戴时髦的男男女女从身边擦肩而过,生意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睁着激动兴奋的眼睛,看着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的这个新的世界。这一切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它不但使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世界,而且它还激发了我的“野心”,我在心里暗暗地说,将来,这个世界里应该有我,应该有一片属于我的空间。
可是,哪里才是属于我的一片天空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苦恼,也很迷茫,我想干一点事,却又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当时社会上,各种名目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有的人什么都没有,租间房子,挂个牌子,摇身一变,便成了某某公司经理。有的人前一天还是个穷小子,第二天便腰间别着大哥大,到处散发印着某某公司经理头衔的名片。
我不愿为了一种虚荣做自欺欺人的事,更不愿为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幻觉浪费我的精力和心智,我要的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天空,在那片天空里,我能随心所欲地飞翔,能随心所欲地描绘心中的图画。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片天空,只是我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拥有它。这片天空就是开饭馆。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梦想,也许是小时候嘴馋贪吃,也许是当时家里太穷,很少有一顿好饭菜。总之,小的时候我就梦想开饭馆,不是将饭馆开在顺义,而是开到北京城里,不是一家,是许多家。
要想拥有这片天空,我只能从起点干起。那个干什么的老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面前。
有一天,我仍象往常一样站在窗前胡思乱想。我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