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自由-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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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只需要提出一个设想出的问题，即：假使有必要的话，从一般纳税人那里把津贴取来是否是有道理的。我看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也许愿意帮助穷人。是否有理由来帮助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而只因为他们恰好处于一定大小的年龄呢？这不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再分配吗？
我所碰到的涉及该方案的再分配的唯一论点是一个我认为完全不道德的论点，尽管该论点得到广泛的使用。这个论点是：该方案的再分配平均说来是帮助低工资的人多于帮助高工资的人，尽管其中具有很大程度的无原则的因素；如果能更有效地来进行再分配，那当然更好；但是，公众不会直接投票赞成这种再分配，虽然它会投票赞成作为社会保险的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在实质上，这个论点说的是：把某一措施的真意掩盖起来，公众可以受到愚弄来投票赞成为他们所反对的这个措施。不用说，以这种方式争辩的人在他们谴责“不真实的”商业广告中声音最大！
２．对提供所要求的养老金的机构国有化。假设我们要求每人支付他所得到的养老金以便避免收入的再分配。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把死亡和利息收益考虑在内，保险费等于养老金的现在值。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政府企业那儿购买养老金呢？假使收入再分配是需要完成的目标，那末，显然必须使用政府收税的能力。但是，假使收入再分配与本方案无关，而正象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也很难找出使之成为本方案的一部分的任何理由，那末，为什么不允许希望这样做的个人从私人企业那儿去购买他们的养老金呢？一个很相近的例子是：各州强制要求购买汽车事故保险的法律。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具有这样法律的州甚至有一个由州经营的保险公司，更不用说强制汽车主从政府机构去购买他们的保险了。
可能有的大规模的经济效果不能构成理由来使养老金机构国有化。假使存在着大规模的经济效果，而政府又建立一个公司出售养老金的契约，那末，它可能由于自己的规模而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在那种情况下，它将不需要强制性的规定而能具有市场。假使它不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这些契约，那末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规模的经济效果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足以抵消政府经营的不经济之处。
养老金机构国有化的一个可能的优点是有助于强制执行养老金的购买。然而，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微小的优点。要想找到一个功用和它相同的行政上的安排并不困难。例如，要求个人在呈交他们的所得税呈报单的同时，包括一份支付养老金的收据，或者让他们的雇主出具证明，说他们已经满足了这一要求。这种行政上的问题，与目前的安排上所造成的问题相比肯定会是次要的。
国有化的代价似乎显然要超过它的任何微小的优点。在这里，象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私人企业争取顾客的竞争会促进现有的各种养老金契约的改善，以及增加各种多样化和差别性以便满足个人的需要。在政治方面来看，避免政府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每一次这种扩大给自由带来的间接威胁其有显著的好处。
一些不太显著的政治代价来自目前方案的性质。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外行人往往没有条件来判断它们。国有化意味着大量的“专家”成为国营制度的雇员，或者大学中的人们与它紧密地联系起来。不可避免的，他们逐渐赞成它的扩大，我必须立即指出：其原因并不在于狭窄的自身的利益，而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已经被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且他们仅仅熟悉如此条件下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唯一优越之处是存在着从事类似业务的私人保险公司。
议会对象社会保险局这样的机构的业务进行有效的控制，由于它的任务的技术性质和它对专家的接近于完全的垄断的结果，在本质上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它们成为自治的机构，其建议总的说来是由议会全盘接受。在这些机构中的那些能干和有野心的人自然渴望扩展他们机构的职权，而要想阻止他们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假使专家们说“是”，又有谁能说“否”呢？因此，我们看到日益增长的比例的人口被拖入社会保险系统，而现在，向那个方向扩展已经没有多少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增加新方案的趋向，如公费医疗。
我的结论是：反对养老金机构国有化的论点是十分有力的，不仅按自由主义的原则而论，而且甚至按福利国家的支持者的价值观来看，也是如此。假使他们相信，政府能比市场提供更好的业务，那末，他们应该赞成政府企业与其他私人企业在举办养老金上进行公开的竞争。假使他们是正确的，那末，政府企业会兴旺起来。假使他们错了，那末，人们的福利会由于有私人的机构而得以提高。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只有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为了集中控制本身而相信它的人，才能采取赞成养老金机构国有化这个原则立场。
３．强制购买养老金。在排除了枝节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准备面对主要的问题，即：强制个人使用他们目前的一部分收入来购买养老金为他们的老年作准备。行使这种强迫性的一个可能的理由纯粹是家长主义的。假使人们愿意的话，他们可能单独地去做法律要求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去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单独行动时，他们目光短浅并且不为将来着想。“我们”比“他们”头脑清醒，知道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应该在比他们自愿做时更努力来为他们的老年作准备；我们不能个别地来说服他们；但是，我们能够说服51％或者更多的人去强迫所有的人去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事。这种家长主义是对正常的人使用的，因此，甚至不需要象关心儿童和疯子那样的借口。
这种观点在内部是一致的和合乎逻辑的。相信这个观点的彻底的家长主义者不会由于向他指出在逻辑上的错误而受到劝阻。他是我们在原则上的反对者，并不仅是一个善意而误解的朋友。基本上，他相信独裁，仁爱的独裁，并且还可能是多数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独裁。
我们这些相信自由的人会必然相信个人自己犯错误的自由。假使有人故意喜欢为今日而生活，喜欢为了目前的享乐而使用他的财富，故意选择一个贫穷的老年，那末，我们有什么权利来阻止他这样做呢？我们可以与他争论，设法劝说他，说他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是否有权使用强迫手段来阻止他去做他选择要做的事呢？是否总是存在着他是正确而我们是错误的可能性？谦虚是相信自由的人的显著美德，而骄傲则是家长主义者的。
很少有人是彻底的家长主义者。假使用今天的眼光加以冷静的考察，它是很不使人感兴趣的观点。然而，家长主义的论点曾在象社会保险那样的措施上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以致似乎值得把它明确地加以论述。
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原则，强制购买养老金的可能的理由之一是，不为将来打算的人不会遭受他们自己行动的后果，但却使别人担负代价。据说我们不会愿意看到贫困的老年人忍受贫困的生活。我们将通过私人和公众的慈善事业来支援他们。因此，不为老年作准备的人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强制他去购买养老金是有理由的，其原因不在于他自己得到的好处，而是为了我们其他人得到的好处。
这个论点的份量显然取决于事实。假使90％的人口在没有强制购买养老金的情况下，会在65岁时成为公众的负担，那末，这个论点会有很大的份量。假使只有1％会成为公众的负担，那末，这个论点就没有份量。为什么为了避免1％的人施加于社会的负担，要限制99％的人的自由呢？认为如果不强制购买养老金，社会的大部分会成为公共负担的想法来源于老年和遗族保险方案成立的时候，即：来源于那次大萧条。从1931年到1940年，超过七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年纪较大的劳动者的失业比例则较高。这种经验是史无前例的，而迄今也没有重复发生过。它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人们不为将来着想、不为老年作好准备。正象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这是政府管理不当的后果。假使该方案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那末，它是解决一种非常不同的问题的办法，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经验。
三十年代的失业肯定在救济贫困的人、在救济许多成为社会的负担的人上造成了严重问题。但是，年纪大决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是处于救济和支援的名册之中。随着该方案的不断扩大，直到今天已有一亿六千万以上的人接受救济金，而它并没有阻止接受公共支援人数的不断增长。
对老年人照顾的私人安排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大大改变。在一段时期中，子女是人们为他们自己老年作好准备的一个主要手段。当社会变为更加富裕时，富裕的社会改变了它的做法。加在子女身上要照顾他们双亲的责任下降，而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以累积财产或私人养老金的形式为老年作准备。最近，超过该法案规定数额以外的养老金计划迅速发展。确实，有些学者相信，目前不断发展的趋势指向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人在他们能工作的年月里尽量俭省，以便为他们自己的老年提供比他们在青春时代享受过的要高的生活水平。我们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健康的，但是，假使它反映了社会的爱好，那末，也只有听任它如此。
因此，强制购买养老金为了很少的好处而花费很大的代价。它剥夺了我们对我们相当大部分的收入的控制，要求我们把它用于特殊目的，即：以特殊方式从政府机构那里购买退休养老金。它阻止了出售养老金和发展退休安排的竞争。它造成了巨大的官僚机构，而这种官僚机构靠着它自己的扩大而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向，把它的范围从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领域。所有这一切是为了避免很少的人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危险。
第十二章
贫穷的减轻
从绝对的意义来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非凡的经济增长和自由企业的利益的广泛分配大大减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穷的程度。但是，在部分意义上，贫穷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甚至在这些国家里，显然存在着很多人生活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这种贫穷之中。
一个解决途径，而在许多方面还是最理想的途径便是私人慈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全盛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十九世纪之中期和晚期，我们能看到私人慈善机构和组织的急剧增加。政府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