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对话-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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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袁立欣慰的是，教她大鼓的老师经常赞她有天分。以致于现在听到大鼓声，她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以前看电视，听到大鼓我转台比谁都快，现在情不自禁会停下来，尤爱听京韵大鼓，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我老师唱得好。老师唱的时候我好崇拜她，很多小拐弯她处理得真棒，这些不是一朝一夕能得来的……”
袁立自己都有点意外，当大多数年轻人都沉湎于“流行”的同时，她却亲近于大鼓、京剧、昆曲等“阳春白雪”的艺术。“以前在电影学院上学时，老师经常让我们周六看画展，周日听戏曲，当时还有一些抵触，现在才体会到老师的‘用心’。戏曲的精髓其实是影视演员一种必备的修养。”
拍《啼笑因缘》前，袁立看过张恨水的一些作品，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他写的好人很好，坏人很坏。而且老先生对老北京环境的描写很多，比如牵牛花、篱笆藤等等。可惜的是，我们拍《啼笑因缘》时已经是冬天了，没有办法展现这些地道的景物……”
袁立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戏里她没能讲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听到有评论批评她和胡兵是“两个杭州人演北京戏”，袁立无奈一笑：“我真是不会，只能请观众原谅了。”
工作·理想·爱情
电视剧《作女》是袁立拍完《啼笑因缘》后接的第一个戏，这期间她拒绝了很多戏，因为她不想完全为名、为钱，为买房、买车拍戏。她说她只拍喜欢的戏，因为那里面有她的精神状态。《作女》中的陈卓尔就让袁立欲罢不能。
之前，袁立并未被张抗抗的同名小说所吸引，而且极不认同小说里对性的态度，“还好现在的编剧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卓尔跟所有喜欢她的男人都是精神上的恋爱。生活在红尘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寻找自己精神上的满足，对物质并不看重，我更喜欢这样的态度。”
演了《作女》，袁立对“作”字有自己的定义：“我觉得‘作女’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美好生活信念的人。”
《作女》中的三个女人，一个为理想而作，一个为务实而作，一个为爱而作。袁立选择了为理想而作的卓尔，并非只因她是女一号，而是“卓尔太像我了，卓尔遇到的事情我也曾经遇到过。我非常喜欢她自立勇敢，随意快乐的生活态度。”
“生活中你更愿意为什么而‘作’？为理想为务实还是为爱？”
袁立很果断的：“当然是为了理想，为了爱。”
袁立的较真在圈里是出了名的。虽然不乏好心人提醒她改改这个“毛病”，但她仍“执迷不悟”。“认认真真演戏是我做演员的理想。其实，人的一生只有两万多天，去掉睡觉、婴幼期、老了干不动的时间，能工作的有效时间并不多，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职业。”
袁立为爱而“作”是期求爱情的纯粹，她始终坚信这个表面浮躁的社会仍有纯粹的爱情。“大家把浮在心上的土拿掉就能找到。”
在感情上袁立自认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因为她属于为了追求纯粹的爱情“奋不顾身，不惜粉身碎骨的那种人。”“我觉得人一定得有爱情才会有激情，如果每天都是平平淡淡的，我就不相信能画出激情画来。”
演过《致命邂逅》的袁立，在爱情上不要“致命邂逅”，但是允许“浪漫错误”。“一个人一定要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当你老了走不动的时候，看到孩子们轰轰烈烈地谈恋爱，你才不会有任何遗憾，因为你年轻时也曾这样活过。”
袁立刚刚把一段12年的恋情画上句号，当父母、朋友为此唏嘘不已，并一再提醒她“12年的感情不容易”时，她则无怨无悔：“12年谁也不会轻易否定它，但是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束就结束了。”
但袁立承认自己结束得有些“拖泥带水”。“我们都很累，很痛苦。”对于未来的感情归宿，袁立坦言随遇而安。“感情是不能刻意安排的，像党介绍那种似的。”
第五部分：心情故事出书·母亲·个性
生活中的袁立，跟她在《浮华背后》、《啼笑因缘》和《作女》中出演的角色一样，在感情和为人处世上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现实中的袁立，一如她新书的书名《正午十分》，有一种女人味弥漫开来。
说起书名的由来，袁立颇有些不经意：“那几天一直在想书的名字，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有一天中午我跟编辑吃饭，正午阳光的光晕正好笼罩着我们—很猛，像顶着太阳，把我们的轮廓勾勒出一抹金边，慵懒的我一下子显出一种风采。于是就有了‘正午时分’的书名。”
“在这个略显刺眼的正午时分……袁立脸上标志性的灿烂顿时变得捉摸不定。她的性感似乎有了忧伤的意味，她的顽皮似乎遮掩了偶现的从容。我们恍惚透过这个女孩细腻如脂的肌肤，看到了血液中复杂敏感的脉动……”这是海岩序中对“正午时分”袁立的描述。
袁立坦言请海岩作序“他答应得并不痛快”。“因为他从不为别人写序，他是被我的执著感动了，我说您先看看我的书，给我提一些意见和要求，我不是专业的作家，很多地方写得太素朴。等他真正看完了，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觉得他很懂我，其实我们只见过三五次面，感觉上他是很清高，离群寡居的人，所以这次很感激他。”
写这本书，袁立笑言要“感谢”去年的SARS。当时她刚在海南拍完一个广告，就被困在那里出不来了。于是，在朋友的“游说”下有了拿起笔写写自己故事的冲动。书里涉及她的童年时光、拍摄札记、现时的心态以及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她给自己写作定的基调是真实，“也许我的文字很拙劣，很笨拙，但没有关系，我不需要粉饰自己，我觉得我做人说话还是真实最好。我希望我的文字是穿着白衬衣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光鲜华丽的礼服。”
对于童年的记忆，袁立一点不觉得陌生，笔端触及的点点滴滴很亲切，仿佛历历在目。“我是很有心、很敏感的人，好像那时候同龄孩子没有的感觉我就有了。包括那些让我‘受伤’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不知道我妈妈看了是什么感觉，反正我没有说她好话。书里面我写的与母亲的感情很真实……”
袁立不否认她跟母亲的“代沟”很深。所以写完这本书她不敢让妈妈做第一读者。“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够和谐，一见面，我们母女俩总忍不住要争吵起来。我母亲是个很实际的人，个性很刚硬，对我的管理和要求很严，总是觉得我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有时我觉得我们母女俩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好，远一点彼此还有个念想。”
但是去年回杭州，袁立对母亲突然有一种别样的情愫，她发现母亲老了。“母亲像是一下矮小了许多，背也不似过去那么直了。她的头发已经灰白了，被风吹得纷乱，衬衫穿在身上晃悠悠的，母亲单薄的身子像是一阵风就能刮倒似的……”这时，母亲曾经的“温情”画面浮现在袁立的脑海里，她发现她的眼睛湿润了。
袁立自言比较有写作天赋，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她在黑板报上写一首诗，她可能在打水的时候就想出来了。第二天，这首诗就被老师当成了范文。有了这本书的写作经历，袁立更偏爱文字表达：“文字确实比语言更加深刻一些，很多话落实到文字上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打电话，我喜欢给人家发信息。”
袁立自认是一个处在“感性和理性中间的人”。“我在工作状态中非常感性，有导演说我演戏时像疯了一样，是非正常的。生活当中我相对比较冷静，如果生活中还在燃烧，那拍戏时就没力气了。”
“有人说你是90度的水，你认同吗？”
“平时我的状态总是‘半开不开的’。但对于‘爱’，我绝对是非理性的，是疯子。”
对于自己喜欢的角色，袁立的表现也像个疯子，她经常沉在一个角色中无法抽离。“那种感受很痛苦，像做梦一样，想醒来醒不来，但是又知道在做梦，动不了，非常痛苦。”
所以她经常给人一种“冷冷的，还有一点矜持”的印象。但袁立却说生活中她是一个极度浪漫的人，而且做过“太多浪漫的事”。正因为有反差，每当袁立“浪漫”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被她吓到了”！
袁立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湖。她说“杜小月”、“欧阳兰兰”是湖上飘浮的水和油，她写的这本书可以让大家看到湖底下的水草、鹅卵石和沙砬。
第五部分：心情故事海豚·树·心情
有人说《浮华背后》中的莫非是一个猫一样的女人。但袁立说她不像猫，“我就是人一样的女人。”
问她的个性像什么动物，袁立答像海豚，“胖胖的，很自由的，没有任何防备的心理，我很喜欢海豚。”
如果把自己比作植物呢，这次袁立思忖片刻，给出的答案是“大树”，“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
虽然把名字中女性化的“莉”改为男性化的“立”，但袁立内心深处仍有脆弱的地方。“只是我不想向大家表白我的脆弱，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坚强的我，因为我流泪的时候不希望跟别人分享。”
拍《黑洞》的时候，陈道明曾评价袁立是一个纯粹的人，袁立觉得这是对她最高的褒奖。“这个词对我来说可能是太严格了。我也会有坏心眼，也会说脏话。我理解的纯粹是真诚、坦白。有时候看到人家不好好工作，我不是无意得罪，我是有意的。别人可能会圆滑地说，我不行，我的眼睛里不揉沙子。”
“这两天看重播的《永不瞑目》，我突然感觉很多东西回头看好像找不到那个感觉了，我现在肯定演不出五年前欧阳兰兰的那股冲劲。但我知道我还有那种锐利，我不想轻易被岁月打磨掉。”
袁立戏言喜欢被人叫“小伙子”，“我不想别人叫我小姑娘，好像需要人家保护似的，我能保护别人。”
所以袁立喜欢梳短发，喜欢开吉普。
现在的袁立并不觉得自己漂亮，因为从前她才是真正的漂亮。“十五六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出去，人家经常夸这女孩儿长得真漂亮，像电影明星一样。那时的我脸红扑扑的，皮肤像丝绸一般。当时一点不觉得‘丝绸一般’的皮肤多么宝贵。现在我的皮肤比那时差远了。”虽说如此，面前的袁立仍是顾盼生动，清新可人。
袁立说当她有一份美丽的心情时，也会觉得自己很漂亮。
“通常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城市，一部电影都能改变我的心情。”袁立说她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
后记：
袁立是作客《北京青年》周刊封面秀的第一位嘉宾。那天，原定四点开始的网上聊天，因为袁立发烧，在医院看病，推迟了半个小时。当袁立到达聊天室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对她的健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