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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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设孩子是物品，算是“正常物品”吗？
　　如果孩子是“正常物品”，更高的收入就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这称为收入效应（ine　effect）。但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收入很高，生育率却很低。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一般来说，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
　　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过一些解释。一是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生育减少。二是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养活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便宜许多。
　　随着科技发展，各种避孕措施层出不穷，也让女性有更多的能力来取舍自己的事业和命运。
　　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养儿防老”早就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随着服务业日益发展，农业日益萎缩，孩子作为劳动力的用途也越来越小。而且，婴儿的夭折率已经微乎其微，所以现代人在决定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时，不仅仅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
　　而贝克尔则是别出心裁地来解释这个问题。
　　他提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孩子的数量的要求提高了，但因为对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每个孩子的“价格”也在同时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所以，贝克尔认为，孩子仍然是“正常物品”。这是一个颇有创新的看法。
　　贝克尔对传统的数学模型作了一点改进。
　　传统的模型中，数量（N）和质量（Q）分别在水平的X轴和垂直的Y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是一条直线。
　　但贝克尔的创新在于，把这条“预算限制”的直线变成一条曲线，不再是质量和数量的简单乘积，而是质量、数量、及质量的数量的三者的乘积。
　　贝克尔的理由是，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长，“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愿意在多要孩子的同时，也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孩子。
　　人们在欣赏贝克尔的同时，也会对贝克尔展现出的极端理性感到惊讶。
　　贝克尔的妻子和孩子能接受他的无情的理性吗？
　　在获诺贝尔奖的自传中，贝克尔提到了他现在的妻子Guity　Nashat，Nash　at是研究中东地区的历史学家，她对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与贝克尔的研究相重合。
　　“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她（与我）的匹配和配合，使我的生活好了如此之多。”贝克尔提到。显然，Nash　at和贝克尔的思想同样别具一格。■
　　

三十七　一名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
　　中国实现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吸引了那么多人。
　　11月14日，这个讲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讲演者是罗伯特·纪福特（Robert　Gifford），1998年－2004年间，纪福特作为国家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五六十名听众来听这个讲座，不少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门口。
　　纪福特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于1996年获哈佛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　Program；RSEA）的硕士学位，RSEA的目的在于培养了解东亚地区的综合性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他的指导老师是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中国近代史教授，现费正清中心主任。科比特地参加这次讲座，对他的学生做简短但富于赞扬的介绍，“罗伯特从RESA毕业后完全可以在哈佛继续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但他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北京工作六年后，2005年离开北京成为驻伦敦记者。”
　　2004年，纪福特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到了终点新疆伊宁，全长4967公里，并从那里跨越边境到了哈萨克斯坦。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新书《中国之路：通往新兴强国的未来的旅途》（ChinaRoad：AJourneyintotheFutureofaRisingPower；RandomHouse；2007年）的基础。
　　在讲座上，纪福特播放了几十张照片，描述他当年的行程。
　　他赞扬了中国政府使四亿人脱贫的成功，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封死地方的水井，迫使老百姓买水，地方政府拥有制水厂，而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受”。
　　他对比了繁华的上海和戈壁沙漠；代表外企的中国新富和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患者。
　　“如果你问从中国沿海城市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会说，‘差不多’，‘都差不多’。沿海城市的夜总会、酒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确实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走出上海不远，在安徽境内，你就会发现农田里的耕作技术还是19世纪的技术，你仿佛倒退了一百多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村子里很少能见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11％降低到8％，就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纪福特说，“几年前，农民对各种税收怨声载道。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新投资方案，是否包括对医疗系统的投资，还仅仅是建更多的桥梁和马路。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建立更好的行之有效的系统（system），减少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担忧，让人们敢于花钱。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
　　他显示了一张爬华山的照片，说，“我问身边爬华山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是道教，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问他们‘你们学什么的？’‘核物理’、‘财经’等等。我想找真正的道教隐士，最后总算在一个庙里找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以后再来拜访。他拿出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他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些和尚坐在电脑房里用电脑，说明现代技术和信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信基督教的人很多，大约在6000万左右，我路过一个教堂，想看看中国人做礼拜，但是那天正好牧师不能来，人们非常失望。他们看见我，就说，‘老外一定会念经。’我本想拒绝，但想这也许是个好故事，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拿起圣经，把小时候学的、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的段落重复一遍。”纪福特说。他还播放了一张在教堂里传经的照片。
　　最后，他总结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有它的成本，中国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三十八　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
　　21世纪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现在很关心的一个课题。11月21日晚，科比在哈佛法学院做的一个讲座，即是上述题目的一个部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
　　今年10月，费正清中心组织了由大中华地区各大学的校长、院长参加的关于高等教育的闭门会议。这为科比的讲座提供了素材。
　　科比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2002年到2006年，科比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一起，一直把改革本科生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他们居安思危，认为哈佛大学尽管名列前茅，但不能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卸任以来；科比一直关注和研究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
　　科比首先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近几年的迅猛发展。200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大约是600万人，到2007年增长到了26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在校本科生是1300万人，研究生只有200万人。中国大学的数量和校园面积都在飞速增长。上海复旦大学就有四个校园，图书馆、科研设备、科研经费都可以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媲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科比幽默地说，“离哈佛大学越远的地方，哈佛大学的声誉就越好。”
　　“大约100年以前，如果有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没有一个美国大学会进入前十名。大约有八个大学会是德国的，两个会是英国的。事态是变化的。50年以后，100年以后，哈佛大学未必就名列前茅。哈佛成立于1636年，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基本模仿英国的教育制度。通过不断学习和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哈佛才成为今天的哈佛。如果我们不广纳人才，如果我们丧失原创性，我们就会丧失在知识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当然，以前哈佛大学为了广纳人才，几乎没有从校内提拔的正教授，绝大多数正教授都是从外校招聘进来的。那是走极端了。近几年有所改变，校内提拔和外校招聘有了比较好的平衡。我访问台湾时，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招纳大陆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就会在知识领域落伍。”
　　科比提到上个月在费正清中心组织的高等教育会议时称，“虽然各个大学有很多不同点，但我们面临很多相同的挑战。例如，大学规模什么时候应该扩张；应该如何扩张；如何在保障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扩张；如何鼓励教师在做研究的同时教好书、上好课；如何鼓励教师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如何做好国际化教育，适应全球化发展——这一点在美国人被视为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趾高气昂’的今天尤其重要；如何培养一个‘完整的人’（a　whole　person）。”
　　在科比看来，教育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还包括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教育不是通过重复的训练培养一种技能，而是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的思考问题，有独立的完整的人格，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通才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art　education）的目的。这一点和哈佛新校长福斯特在今年毕业典礼上，讲的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如出一辙，遥相呼应。
　　“这就需要中国重新重视人文教育。自从民国初年，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相信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之路，就开始重理轻文，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变革和‘文革’以后，文史哲方面的专家就更少了。”他注意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大多都是工程师出身。“我在一些大学很高兴地看到，孔夫子的塑像在取代毛主席的塑像。”最后，他引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明诗歌的重要性——在暴虐横行或物欲横流的时候，是诗歌在呼唤正常的人性的回归。“肯尼迪在说诗歌，但他的话也使用于各种人文教育。”
　　有学生问，“学生毕业后最终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你说的这种教育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呢？”
　　科比回答，“通才教育的重心是开阔学生的眼界，要学生有广阔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适应力。绝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