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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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时尚是美元会成为多种国际货币的一种（multi…international reserve system），而不再是单一的国际货币（unipolar dollar standard）。欧元和日元会更加重要，与美元并驾齐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也会从不被重视的奄奄一息的地位突然升高到引人注目的地位。“二战”之后，因为美元是国际硬货币，美国以美元计价举债（dollar denominated debt），不受任何限制，这是“美元特权”（the dollar priviledge）。这种特权将逐渐消逝。
弗兰克尔说， 即使在两年前，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等）认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是因为一些国家储蓄过多（savings glut）造成的，而美国有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正好为那些国家的过剩储蓄提供一个去处，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2007年次贷风波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证明美国金融产品的质量根本没有那么高。美国国债在危机爆发后突然成为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美元的比价不降反升。这被库珀用来证明，美元的吸引力和实力犹在。但在弗兰克尔看来，这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最后的余晖。
与美元国际地位相关联的话题是对美国及世界储蓄形势的判断。弗兰克尔在1996年到1999年间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位委员之一。他与民主党经济学家库珀对一些税收政策的看法一致。他们都反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1－1983年）里根政府和21世纪初（2001－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鼓励储蓄为名的减税政策。弗兰克尔说，在这两次减税之后，美国储蓄不但没升高反而下降了。
但是他们对美元的走势和美国经常账户大量赤字的可持续性的看法相反（见《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太大，时间太长，美元迟早要大幅贬值，校正这种不平衡。美国的储蓄一直很低，在2005到2007年间，基本上就是零；现在因为经济危机，储蓄有所上升。
弗兰克尔认为美国需要提高储蓄，但是担心美国做不到。在他看来，美国“反储蓄文化”（anti…savings culture）没有根本改变，消费者仍然有买房子，买车和其他耐用品的大量贷款；美国国会仍然允许用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减税（tax deductibility of mortgage interest）。而且美国的“婴儿潮”（baby boomers）已经开始退休，他们的花销会大于收入（进入dis…saving的阶段）；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弗兰克尔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形势就要终结了（the end of global savings glut）。
弗兰克尔总结的国际金融中的“五进五出”令人不禁想到经济学和服装业的相似之处：也有“过时”和“时髦”一说。只不过在经济学中，“时尚”的周期更长，形式更复杂，不一目了然，理性的成分多，感性的成分少。人们在穿衣服时可以赶时髦，在思考经济学问题时也可以赶时髦？■
七十九 索罗斯对话桑德尔
10月19日下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非盈利组织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就开放社会、道德规范与市场的关系组织公开对话。中心主任克力斯多夫？斯通（Christopher Stone）介绍对话双方：一位是“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另一位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
索罗斯于1930年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16岁移民英国，22岁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毕业，进入投资银行，26岁辗转到纽约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trader），羽翼日渐丰满，于1970年创建自己的基金，后来成为著名的量子基金。1992年豪赌英镑贬值，索罗斯净赚11亿美元，从而被认为是“使英国中央银行破产的人”。2008年《福布斯》（Forbes）把他评选为全世界第29名最富有的人，净资产为110亿美元。
自从1979年以来，索罗斯为各种公益事业捐款，累计高达60亿美元。捐款通过开放社会研究所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s），主要用于支持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转型，鼓励社会开放，接纳新思想、新事物，提倡民主与自由。上世纪70年代，当他自立门户、驰骋金融市场时，他声明，他想在华尔街赚足够的钱来支持他成为作家和哲学家。现在他的资产不仅够支持他像哲学家一样写作、思考、发表言论，还够他成为一个大慈善家。他自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对未来有憧憬，有政治理念和信仰，还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说，有很多人有其中一个或两个条件，而他是三者都具备的极少数人之一。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于1975年从位于波士顿西部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毕业，于1981年从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1980年至今，他在哈佛大学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每年在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那里也是曼昆主讲经济学原理的地方），他给本科生主讲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Justice）。他用柏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学生思考，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着重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他的讲解不但没有哲学的枯燥，反而引人入胜，让学生大开眼界。据说，能容纳一千人的桑德斯讲堂几乎场场爆满。
索罗斯首先发言。他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相辅相成；市场有“看不见的手”，政治家有“看得见的手”，市场是在政治家制定的行为框架里运作的。市场是为私人需要服务的，不考虑道德标准，通过买和卖高效地创造市场价值。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同，要满足公共领域的需求就需要道德标准。索罗斯指责那些相信市场万能的极端主义者，或市场原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m），把市场万能的思想渗透到市场不应该涉及的领域，危害极大。他说，现在有一些私人捐赠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s）的目的就是要倡导市场原旨主义，这会损害我们的“开放社会”。索罗斯创建“开放社会研究所”，就是要捐款集资与这些人唱反调，制衡他们。
桑德尔跳出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待市场经济和经济学。他说，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上的买卖只是简单的利益交易，对社会道德没有任何影响，其实不然。他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一个是在以色列的一所幼儿园。和所有幼儿园一样，幼儿园不希望家长在接孩子时迟到，否则老师就不得不晚下班。他们决定对迟到的家长罚款（late pick…up fee）。出人意料的是，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价格不起作用？原来，如果家长迟到，他们会觉得因为给老师带来不便，而很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只要交罚款，迟到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罚款用来付老师的加班费，延长时间看孩子就是一种付了费的服务。另一个例子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学校为了鼓励学生读书设立了一个机制，学生每读一本书就可以领到两美元，学生为了得到金钱奖励，自然会读书。但是当没有金钱奖励时，学生还会读书或努力得好成绩吗？桑德尔问，我们要培养学生读书的欲望，还是要培养学生挣钱的欲望？所以他认为，市场不是中性的。
他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是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与政治和道德哲学密不可分；后来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越走越远，与政治和道德完全分离。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市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市场原旨主义大行其道。但我们仍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如何鼓励人们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呢？经济学家的答案是，通过给予经济动力（incentives）和制定合同（contract）。桑德尔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他说，在最近30年中，思想界有回归经济学原貌的趋势；我们要重新看待经济学，重新建立经济学（re…invent economics），把价值判断和对道德标准的关心带入经济学，创造“芝加哥学派”以外的选择（create alternatives to the Chicago School），研究道德和政治经济学（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索罗斯说，现在市场上盛行错误的道德观念，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说，他戴着“两顶帽子”：一方面他是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上，他会毫不犹豫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公民，作为公民，他会毫不犹豫地倡导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会损害他个人的经济利益，他也会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希望改变市场上盛行的错误的道德观念，但是人们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很难被改变和操纵（manipulation）。
桑德尔幽默地插话，“这与财务报表、金融市场截然相反。”索罗斯似乎有意引出桑德尔关心的话题，“人们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被个人利益冲昏了头脑，很难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在为非盈利的社会公益组织慷慨解囊、写支票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正义的（righteous），但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呢（the right thing to do）？”他认为，“感觉好”（feeling good）和“做好事”（doing good）是两码事。“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感觉很好，但我们是不是在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呢？”大家都笑了。他自知在公益事业中有很多矛盾，例如，很多非盈利组织要花很多钱宣传自己，提高自己的形象和知名度，为的是从各种基金会要钱。
桑德尔说，政治充满了操纵，例如30秒钟的电视广告就可以用一两句巧妙的标语式语言全面否定或肯定一个候选人。公众需要的不是这样别有用心的政治技巧，而是为我们的公共政策开展真正的、广泛的、深入的、公开辩论。这些公共政策要带有我们的道德准绳和价值判断，而这与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未必就是矛盾的。他以美国医疗政策改革为例具体说明。
今年暑假，他在电视中看到，奥巴马总统公开向选民解释他的医改方案，说明他的方案如何能够在长期既会保障人民健康又会节约医疗费用，试图得到选民的支持。但是他的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被一些共和党政客抓住不放，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政府与选民的沟通会议中（town hall meetings）夸大其辞，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在选民中制造不满情绪。9月9日晚，奥巴马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