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是怎样炼成的-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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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总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平均为％，相当于国有单位投资额的2倍、外商投资额的20倍。截至2003年末，温州辖区内民间资本存量约2 770亿元。民间融资在解决民营企业资金问题中发挥了主渠道作用。
但他认为，随着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过去那种自发的、非公开的、缺乏规范的民间融资渠道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推进民营金融建设，已是势在必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再次，聪明的浙商还善于利用商场上的信誉。浙商讲信用，为的就是给自己建立信誉，浙商非常重视信誉，因为，在他们眼里，看不见，摸不着的信誉却是资金的一个良好来源。
我们来看看浙江人是怎么利用信誉来获得资金的。
大家都知道，参茸的原产地是东北，但是，经商的人都知道，全国参茸市场却在浙江温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北与温州可是相隔千里之遥！
但是，更让你吃惊的是，同一等级的人参，东北原产地的价格约2 000元／公斤，而在温州却只卖1 900元／公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赔本的买卖。但是，精明的温州人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呢？这实在是令人费解。事实上，这正是温州人的精明所在。
温州人跟东北人做参茸生意时很讲信誉，他们在第一次向东北人订货时，开口就要10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往往让东北商人觉得非常诚信，而正是利用这点诚信，温州人打起了赊销的主意。
几次生意下来，温州人就利用自己的信誉，先付20％―30％的定金，卖掉货后再交钱。在每次生意中，温州人总是按照原先说好的付钱，绝不拖欠。这让东北人非常踏实。到最后，温州人要货时就可以不用交定金，来年卖完货再付款。
聪明的温州人就是利用自己的信誉来获得参茸的，而参茸在温州人眼里已经不仅仅是参茸了，它们更是可以周围的资金。温州拿到大量的参茸后，迅速地在市场上销售，有时候甚至低于进价销售，这在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而在温州人眼里，参茸变现后的资金，在一年当中可以周转好几次，做好几回生意。年终结算时，尽管参茸生意赔本了，但是，其他买卖就赚了不少钱，总的来算，利润还是很可观。这时的参茸就相当于银行里的贷款了。
13。千万不能与政策对着干（1）
浙商商道：
得政策者得市场，失政策者失市场。
浙商自白：
依靠政府，团结企业，拿出有力证据，一致对外。这就是我打反倾销官司的绝招。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沂
有记者曾经这样问南存辉：“中国企业家是‘政治经济学’的高手，往往在很多方面是从政府来找市场，但也有一种所谓‘商而优则仕’的‘经济政治学’情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南存辉这样回答：“作为一个企业，政治应该是天，天气好的话，出太阳了，被子霉了可以晒晒呀！外面刮风下大雨，你却拿被子出去，肯定不合时宜嘛。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南存辉说：“企业做匀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取决于企业是否充分利用政策或关注政策的变化。”南存辉一直强调，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南存辉认为，正泰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天时，就是企业最大的政治。
因此，南存辉对于政策，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策非常敏感。因为南存辉深刻地体会到，企业能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政治大气候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浙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做企业一定要搞清楚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鼓励什么、抑制什么，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2005年2月28日，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正举行着2004年度“风云浙商”的颁奖典礼。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等十位浙商荣获此项奖项。
郑元忠的当选理由是庄吉集团在“庄吉”商标之争中，最终胜了国际强企“沃尔玛”，这是境外企业对温州市首例商标撤销案。
评委会给郑元忠的颁奖词是：他曾以186天牢狱的代价，开启浙商驰骋经济疆场的大门。他以“真心朋友”的友情，谱写浙商抱团合作的典范。他以无畏不惧的勇气和智慧，维护了国产品牌的声誉和荣耀。
站在领奖台上，郑元忠感慨万分，他是这样说的：
“站在领奖台上，我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挽救了我，感谢党把民营经济写入宪法，我也感谢最近国务院出台《三十六条》意见，彻底解放了民营企业。”
“温州人说我胆子大，敢到商海里闯，我有一个秘方：随时注意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动态。所以我至今还敢在商海里闯，但是感觉市场比以前难做了。国家的支持力度大了，但是竞争对象也多了。”
186天牢狱的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要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
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刮遍了神州大地，处于贫困当中的郑元忠也抓住机遇，从事温州柳市电器行业。谁知，1982年12月，一场运动把温州的8个从事商品经济的致富者逮捕入狱，他们的罪名是“投机倒把罪”。其中，郑元忠被扣上了“机电大王”的帽子，以“投机倒把罪”关了186天。
1984年，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郑元忠得到了平反。后来的郑元忠非常重视国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他弃商就学，为的就是多学习一些知识，能够在政策中牢牢抓住市场。
1993年，郑元忠投资2 000万元，创立庄吉服饰企业，成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之一。
1996年，组建了庄吉服饰集团，同年，庄吉获温州名牌产品和知名商标荣誉称号，并成为温州市第一家跻身全国服装行业“双百强”企业。
1997年，郑元忠创办了温州第一家民办服装研究所，他自己也被评为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
在郑元忠的领导下，庄吉已经创造了许多第一：全国第一家利用品牌做质押贷款的民营企业；温州市第一家民办服装研究所；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配制股份；创办了庄吉服装文化研究所；等等，庄吉还与中国美院、杭州丝绸等学院等多家科研单位合作，成功地把庄吉定位于高层次的服饰品牌。
2004年，庄吉集团在应诉“沃尔玛”商标纠纷中胜出。
在“2004度十大风云浙商”颁奖之际，正值国务院颁发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三十六条》之时，郑元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回顾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并感慨：“《三十六条》感动中国，感动浙商，更感动我自己。”
郑元忠是光明磊落的，但是，政策在他的身上却体现出了威力。有时候，你在经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与国家政策对着干，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政策的含义，如果你不懂得避开政策的雷区，意外的结果就会让你措手不及，无法应对。
“这是个很特殊的事件，我一直以来做的事情都没有违法过，这一点我问心无愧。事实证明我不会投机倒把。”郑元忠在谈到此事时还心有余悸地说。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沂说：“依靠政府，团结企业，拿出有力证据，一致对外。这就是我打反倾销官司的绝招。”事实证明，政策永远是经商的向导，得政策者得市场，失政策者失市场。
曾昌飚想打开朝鲜市场，但是，他却等了整整7年才进入朝鲜市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曾昌飚“等的是朝鲜改革开放的决心。”他说：“2003年10月份，他们派了200多人到上海学习。我一看，机会来了。这表明他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透露了对中国开放的信息。我主动找到朝鲜大使馆的大使，他派了他们的安全部部长来跟我谈话。我很真诚地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拒绝真诚与金钱。我还告诉他，我去过朝鲜，深深感觉到朝鲜人民十分勤劳。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推动朝鲜经济的发展。”
13。千万不能与政策对着干（2）
后来，曾昌飚果然顺利地进入了朝鲜。进入朝鲜市场后，曾昌飚又以朝鲜政府为导向，抓住先机，从而取得了成功。
曾昌飚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我每一步的发展，都可以说与一个城市的发展，与一个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包括朝鲜政府），这样，就使自己的发展是顺势而为，可以得到一些优惠与鼓励。问题是，如果仅仅是跟在政府鼓励的后面还是不能赢得先机的。这就要求你站得高、看得远，并用你的真诚与人格力量去影响政府，以得到政府的支持。”
14。用利益换发展
浙商商道：
发展才是硬道理，眼前的利益并不值得珍惜，长远的发展才是令人兴奋的。
浙商自白：
现在回想起来还算幸运，因为当年绝大部分经销商都宁愿选择毁约，以避免这笔损失。而我，不仅仅给供应商带去了资金，也确立了自己在巴西良好的名声，其他供应商也都倾向于给我供货。
――上海安信地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卢伟光
在生意刚开始时，在企业刚开始发展时，你是想迅速地赚钱还是先为自己挣点信誉，获得长远的发展。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要放弃眼前的利益来换取发展，这似乎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因为，眼前的利益是很容易估量的，以后的发展却让人感觉是一件不可估量的事情。
这基本上是大多数商人的想法，而正是这种想法，束缚住了他们在商场上的发展。浙商则不这么认为。许多浙商都是从小公司发展起来的，他们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眼前的利益并不值得珍惜，长远的发展才是令人兴奋的。
2004年，上海安信地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卢伟光在巴西亚逊河畔收购了1000平方公司的原始森林。
卢伟光做的是木地板生意，2004年11日，卢光伟随同国家主席###访问巴西，随团访问的企业家包括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等。
在这次访问中，卢伟光趁机又在巴西境内亚马逊河畔添置了万公顷的原始森林。加上此前他在巴西购买的另外万公顷原始森林，卢伟光在巴西已经拥有了10万公顷原始森林。卢伟光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森林大王”。对此，卢光伟直言不讳地说：“就此次出访而言，企业家队伍中直接获益最大的应该是我。”
事实上，卢光伟在巴西的发展早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卢光伟凭借自己独到的眼光，用自己的利益换取了现在的发展。
那次事件发生在2001年。2001年，卢光伟在巴西做了一次赔本生意。这在许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卢光伟却并不这么认为。
2001年春节前夕，因为市场被普遍看好，很多亚洲商人都增加了木地板订货量。但按照传统习俗，绝大部分装修工程在那时候都停工暂歇，没人买货，这样，商家手头的现金一下子窘迫起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印尼盾暴跌，1美元本来兑换8 500印尼盾，一下子跌到了1∶13 000，大部分供应商都转向印尼采购，包括和巴西合作多年的台湾人。
当时的卢光伟也非常犹豫：如果按照原来合同中规定的汇率从巴西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