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奇特的一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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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的、并非虚构的英雄;他有名有姓有出处,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人物,取得了最大的有效系数。他所有的数据都一清二楚,创记录的指标项项俱在。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润时又是人为的产物,是自我创造的结果,令人五体投地。
我的那位朋友其实并不在乎这一切翔实可靠到什么程度,他不大关心我的主人公是否与真实的柳比歇夫一致。与原型有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主要的是要通过这个例子来强调主题思想,所谓完全为主题思想服务,就象果戈理那样……
他这一切,倒是想得相当巧妙,也有说服力,甚至叫我动了心。但活生生的柳比歇夫不让我这样做。我认识的那个柳比歇夫,见过面,谈过话,根据日记的记载,谈过“一小时三十五分”和“一小时五十分”,另外还谈过几次——是这个柳比歇夫不让我这样做……
第十章 本章由柳比歇夫亲自定名为《论因子总量》,兼论由此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一切经过稍有出入。或者说,我列举的事实都是绝对确凿的,但除了这些事实还有其它的事实。它们破坏了画面,有损于结构的严整,有没有必要去考虑它们呢?文学和艺术不得不挑选事实,有的剔除,有的保留。画家画人的肖像,或画正面或画侧面。人的一半总是隐藏在画面的后边。
书页也是一种平面。我力争做到的,并不是立体,而只是立体感。互相矛盾的事实有损于形象的完美。它们会把铸件成品炸成小碎片;颜料脱离了画,在画布上乱晃荡。
我要是不认识柳比歇夫,一切都会好办些……
儿子的死,他伤心了好多年。他那个时朝所有的信札,连篇累牍都在回忆他的儿子,丧子之痛溢于言表,那是一种男子汉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在水面上滑行的人紧紧抓住汽艇的线索,一松手,一失去速度,他就会沉到水底。有些时候。他是如此地烦恼苦闷,以致只能机械地记日记,机械地做昆虫标本,机械地填写标签。科学失去了意义。他捱受着寂寞孤独的煎熬,没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见解;他知道他将证明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时间,需要抓零零一个人跋涉,横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够了。
他能够叫时间服从他,但不能左右环境。他无非是个凡人,激情、爱、挫折都能叫他分心,连幸福也会影响他的专心致志。
第二次结婚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宁静安谧。婚后不久,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老师:
“……纯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乐,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连我的学术兴趣也陡然低落了。亲爱的朋友,别责怪我;过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宽宥,这次仍请您原谅吧。这并不是对科学的背叛,而是一个软弱的人度过了严峻的生活,如今来到了草木繁茂的绿洲,流连忘返……”
坦白,即使是对朋友坦自,也需要精神上的力量。人总不能每天做忏悔。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仅仅是在他的日记中做记录,然后算出他较弱到什么程度,算出他为幸福付出的代价。在自己的面前做到这样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意志来自何处?他从哪儿汲取力量在一条孤独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身上那种在风雨飘摇之中屹立不动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这历来都很奇怪——堂吉诃德们、圣徒们、苦行僧们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人没有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动机突然变成了革命者,非要走上斗争的艰苦的道路?有客观情况的作用,有环境的影响,可是也有并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础,有某种注定了的东西,即古时候称之为命运的那个东西。
我摘引一段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给伊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的信(一九五四年):
“简短地回顾过去,
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
(论因子总量)
“……我出于老年人的唠叨,想向您说明我从我祖先父母遗传来的因子总量。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当时受过相当‘专门’的教育;他们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农奴,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买卖做得很顺手(看样子,他们是交田租的农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说,我的染色体中有乐观因子,更确切地说,是乐天因子(这词出自拉丁文gilarus——快乐的意思)。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于霍乱。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在八九岁上,几天内接连死了母亲、父亲和两个姑母,都是得霍乱死的。但乐天因子的作用太强了,亲人落葬时他竟哭不出来;为了装样子,挤出几摘眼泪,只好用洋葱。后来,他不管说起什么往事,甚至是那些伤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这个人心狠,也不是对人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这个人最好了,无非是乐天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垂头丧气,不管环境多恶劣,他所有的熟人对他的乐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我同我的先人相比,我这个后代当然是退化得相当多了。但就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个乐观的人。
“我身上另一种因子,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以叫做争论因子或饶舌因子: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母亲娘家姓鲍尔土什金。明摄着,我的祖先得到这个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极爱抬杠;他每次坐火车,总要特地找那些爱争论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称他的心。
“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因子(这个词出自希腊文nomados——游牧的意思),甚至是冒险因子,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汉……
“……为了证实这个流派因子,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酷爱出门漫游。因为当时还没有旅游事业,所以他总是漫游圣地,曾先后两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妻子(她的母亲,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点也不留恋我们的故乡列宁格勒。我们和大多数染色体中没有流浪因子的列宁格勒人不同,并不想在那里定居。
“应当说,我的祖先身上还有反教条因子。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他阅读过达尔文和鲍克耳的著作,是个颇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个虔诚的正教徒,但决没有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按照萨尔蒂阔夫…谢德林的说法,他的信教不是因为怕鬼,而是因为爱上帝。他的上帝和高尔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样,是善和爱的神。每逢过节,他照例上教堂做礼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仪式的美。但一碰到机会,例如在国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经华沙,他又必定要到犹太教堂去听唱圣诗。
“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多少学,在村子里读的书,过去所谓的‘读私塾’;职业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们家一定是个古板的旧式家庭。没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亲争论政治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父亲的政治观点很温和,因为他不希望发生革命),然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闭上嘴,我大你小!’他在争论中总是把我当作平辈。
“我可以说,我大概从父系方面还继承了捞因子。我的高祖父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当初姓札格鲁宾;这个姓纯粹是个富农的姓。我上面说过,他虽然是个农奴,却做着买卖。可是,在我们一族,捞一把的兴趣,表现方式各各不同。我父亲,表现在物质上(他是实业家,积极性肯定不亚于美国人);在精神上无疑也有所表现:他从小努力自学,对学问十分热中,至死不变。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我在物质上捞一把的兴趣低落了。我的父亲当初因此很伤心。有少数几个人很赏识我的办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有时候叹着气说:‘唉,要是萨沙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为我作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因子总量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因子。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姓这个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之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看来也有许多得之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标准。说不定,这是他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当科学与精神品质发生冲突,我首先关心的最精神品质。不仅仅是我这样。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耶夭、尼尔斯·鲍尔的精神面貌,比他们的学术成就的细节更为重要。就算这种比较是虚拟假设的吧——我为了强调我的想法,不怕作出任何虚拟假设。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上声誉越高,他的精神品质水平也越叫人感兴趣。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学术工作大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人们总是倾心于库尔恰托夫的崇高的功勋,而对奥本海默灾难深重的悲剧却是沉思默想,思绪万千。人的精华中,最值得称道、最牢固的,是精神价值。一年年过去,学生们没有一点遗憾,若无其事地换了导师、师傅、老师,换了头头,换了心爱的画家和作家。但是,谁要是有福气遇见一个纯洁的、精神世界很美的人,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的这样一个人,——谁要是遇见了这样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换了。因为人不可能长进得超过善良或真诚。”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时出现自我评价。他评论自己,都是为了比较。这些自我评价,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师友的精神面貌。
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是柳比歇夫的一个朋友,曾研究著名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仿生平。为这件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雄奇曾写信给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