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眼,十倍机会-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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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你是不是心里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的目标呢？
三、与其“骑墙”，莫如推墙（1）
前面说了“一以贯之”的各种贻害，接着可能会有人问：既不能“一以贯之”，也不能太偏执，那我们逢事当个“骑墙派”，这总可四平八稳了吧？要我说，“骑墙”也不行！你多个心眼想想：墙稳了众人骑，墙倒了众人推。你骑在墙上，敢问谁敢保证你能四平八稳？
不知诸位是否很推崇查良庸笔下的韦小宝？很多人就把他当作“忠”和“义”的化身，我倒不这样认为。如果让我用迷信的话说，韦小宝充其量只是运气好，太多的好事都在“不情愿”中得来，仅此而已，但他吃尽两家茶礼，受双方恩惠而从不受良心谴责的做派，已经充分地说明，虽然他的心眼多多，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缺乏人格、性情、气节和操守的骑墙派。
韦小宝的对手风际中也是左右摇摆的小人物，但风际中就没有韦小宝那么幸运，结果成了“魅力四射”的韦小宝的刀下鬼。两个都是骑墙分子，查良镛先生却给予了不公平的命运。那么查良镛要告诉我们的“骑墙派”究竟是好还是坏？不得而知。
有人将“骑墙派”俗称“逍遥派”，我觉得很可笑，你多个心眼想了没有？你骑墙了，说明你没主见了，或是你投机了，这又怎能逍遥于世外？
我说“骑墙”者无主见，这是因为“骑墙派”自以为有心眼实际上是缺心眼，屡屡想自保却总被命运所捉弄。大家可能常常会听人们置喙那些关键时刻放弃自己说话权利的人：瞧，这个“骑墙派”，好像是我自岿然不动，其实就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再要么逢事不花心眼去做自己的判断，而是唯唯诺诺，不管人家是正确还是谬误，先不吃亏再说吧。
如此一来，墙是骑住了，但你就没多个心眼想想到时候你怎么下来？
我在办公司的时候，有一次就举办一个会展的策划方案，召开董事讨论会，我先让策划这个方案的人介绍一下会展方案的内容，然后让大家发言，最后表决通过。结果七个董事中，两个人明确表示反对。四个人弃权。我问两个反对派的理由是什么？除一个说凭直觉，风险太大以外，另一个根本没说得出理由来，这让我非常生气，我生气的倒不是他们投了反对票而使这个项目不能立项，而是他们表态太快了，只考虑到风险的因素，没有多一个心眼再去考虑一下效益的因素。而让我更生气的是那四个弃权者，整个就是骑墙派，当我把这个项目介绍给我的一个朋友去做，人家获得利润了，他们又在背后嘀嘀咕咕，同样没有真正的自己的思想。我就把他们统称没有自己主见的“骑墙派”。
我说“骑墙派”把心眼只放在投机上，是因为“骑墙派”不是没有一点点思想，只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担不了任何风险，有想法没办法，有行为没作为，有利眼没心眼，因而只会骑在墙上视机分享别人成功的美羹。居然还有“骑墙派”管自己这种投机叫成熟！
成熟吗？我看未必！
当年的阎锡山就自以投机式“骑墙派”为荣。
阎锡山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混乱的时期。从清末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国民党退居台湾的最初10年，这几个时期的政治，大多是以军事方式来进行的，然而他早年在官场的钻营，与各种党派分分合合，无不体现出他这一政治个性和个人人格。他的心眼不少，但没有什么是非原则，不讲什么国家民族，不谈什么军人天职，全然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政治骑墙商。
现在我不得不忧虑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在民族尊严和金钱诱惑面前，还有多少人敢称自己能够不是阎锡山那般的“骑墙派”呢？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邓晓芒在追随鲁迅先生时期说的一段话：“对于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当代年轻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面临危机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危机，归根到底是中国的人的危机，即：中国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和生存？”对于这种提问，请用你的脑子思考，不要用屁股骑在墙上思考！
现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有才华的失败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所以一事无成、碌碌无为，在失意或煎熬中痛苦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东西不够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多一个心眼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只想偏安但又不安于墙头之草。实乃悲哉！
如果你在非常时期能多动一点脑筋思考，寻求一条切实有效的逆境生存方法，有可能反比顺境的操作更容易取得突破。这种方式我们姑且也叫投机，但是属于积极的投机，而不是有心眼没肺或有肺没心眼的消极的“骑墙”式的投机。
比如那些遇事比别人多留着心眼、先静观而后动者，我们就不能也一概打入“骑墙派”之列。毕竟，比如你是一家企业的掌舵人，企业经济盈利模式的决策就像在一个岔路口，你不知该选哪条路是好，暂时的选择“平庸”，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冷眼静观，这和“骑墙派”不能相提并论。但如果你无休止地采用旁观态度，长时间地举棋不定，我看你的企业生命也可以就此“歇菜”了。
以上我已经从三个方面和诸位探讨了“一以贯之”的弊端。下面我将我的观点简单作个结。
其一，人无目标则愧为人。然而定目标怎么定？如何去实现目标期许？则由实务操作来决定。目标是一个点，要达到这个点，有多条路可以走，此路不通，多个心眼就知道应该换条路，缺心眼，一条路走到黑，是为愚也！凡事多有迂回：江、河、湖、海不可能一路笔直，即使是高速公路，太直还会带来行车的不安全。所谓“斗折蛇行”，就是这个意思。人的一生也是如此，世间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无风无浪、平步青云地走完一生，但若能像江河之水一样，一方面顺应潮流，另一方面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给自己多留个心眼，随时改变或调整目标战略，那么成功的机会就会倍增。
其二，“一以贯之”“终身行之”原则上属于伦理与忠恕范畴，同时也是儒家治学的精髓，虽然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将其完全照搬地用于指导现代人事业或目标层面，则显牵强。
三、与其“骑墙”，莫如推墙（2）
其三，执著、偏执与偏执狂是三个不能等同的概念，奉劝诸君不要受一些炒作词汇人的误导，将理性的执著与非理性的偏执狂混为一谈。执著与偏执狂在乍听起来泾渭不是很分明，一个“度”字将其两分解。如何把握“度”？还需大家自己多留个心眼去推敲。
不知道诸位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许久以来，我们的精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沿袭着传统的布道，我们常常会很顺口地将老祖宗留下的至理名言当作遗训挂在嘴边，我们甚至很虔诚地照着各种遗训的思想去严格要求自己。殊不知，人一旦把布道奉为圭臬，心理的“晕轮”就会泛起，思维就会凝固，手脚就会自缚，又何谈要多出个心眼理性处世呢？
鉴于这种忧患，早在五年前，我就曾写过一本书叫《快意大颠覆》。我在这本书中斗胆鞭挞了在我们中国普遍存在的对遗训的崇拜现象，为什么很多人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由笃信传统、缺乏图新的保守思想所致。现在我想借着谈“多个心眼”话题的机会，将笃信古人遗训的诸多问题再次提出来，和在家一起进一步引伸探讨。
我承认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很多遗训迄今为止还闪烁着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智慧，但遗训毕竟是遗训，遗训是导人的，而人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前进的，如果我们一边在进步，一边却继续以“古人云”“俗话说”“孔子曰”之类的遗训作为人格审美的招牌，以此策励自己或衡量他人，那就无异于刻意地给自己制造晕轮，弱化自己的实际能力。
其实很多古训分明就是“反逻辑”的，或者是早已过时的。比如“树挪死，人挪活”，比如“言多必失”，比如“愚公移山”，比如“精卫填海”……这些所谓的古训本来就称不上有益的古训，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糟粕，是被后人传多了，引用惯了，才被奉为古训。现代社会讲究的是理性，理性就是要多个心眼去分析和厘清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我们有了这个心眼，就不会囿在古人给我们设置的晕轮效应的陷阱中。
诸位可能也知道，这一类问题的讨论和诘难在平素人们自由式的或三言两语式的调侃中也常常出现，这说明现代人的价值观与古人遗训留给我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出现了冲突。在很多时候，遗训“精神”不但不能给我们指明方向，甚至还给我们的眼前增添了更多的迷雾，我们依托遗训反让我们无所适从，怎么办？我的观点是：当承袭则承袭，当弃则弃。
毕竟，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类在不断进化，真理也会不断进化。
以下，我就从五个方面来阐述我的观点。
一、“苦尽”未必甘来
在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中，绝对少不了“吃苦”这一门课。因为我们都知道通过“吃苦”可以达到磨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目的。秉承上一代人的衣钵，我们也常用这种方式引导我们的下一代，尽管事实上我们还在做着决不让我们的孩子受任何委屈，吃任何苦的事。
我们知道，害怕吃苦的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苦”所拖累，只有善待“苦”，并能够主动吃苦的人，才会知道如何在苦中调节自己的情绪，如何从苦中寻求喜悦。于是我们有了苦尽甘来的自我勉励。
现在想来，“苦”与“甘”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苦尽甘来”，只不过是阿Q式的自我心理安慰罢了。我认为“苦”字应该分两头说：一头说“吃苦”——这是人格修养的术语；而另一头说过苦日子——这是生活状态。二者本质上应该区分开来理解，不能混为一谈。
“吃苦”是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因此是主动的，是和“甘”字毫无关系的。而苦日子是谁也不情愿的，是被动的，所以在心里才会有诸如“苦尽甘来”“吃不得苦中苦，就享不了福中福”之类的期盼。然而我要问的是：“苦尽”就能“甘来”吗？请大家多动脑筋想想，假如一个人苦到尽头了，苦到麻木了，“甘”字就能从天而降，这符合逻辑吗？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对前辈布道的“吃苦精神”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情况下吃苦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什么样情况下吃苦精神反是一种无谓的消耗。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这就是说，许多国人骨子里本来就有着愚顽的吃苦的精神，这种精神不需要他人的激励，也不需要传统的布道，而是理念上自觉性的，利益上不图回报的，心理上以苦为安的。
曾经与我一起下海经商的一位朋友，他很快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在招兵买马时，他就强调：招人就要招少说多做的实干者，于是他从原单位弄来了几个业务出身、缺乏基本的管理训练的人来当主管，而这些人大多凭经验和感觉做事，只会埋头苦干，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