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经济论文集共76篇-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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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也正因此国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并非他们有多么卓越的才能，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正是由于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信托责任，所以中国股市的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英美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因为“信托责任”这个观念在英美国家有着法律上的保障。原因何在呢？像“信托责任”这样虚幻的概念，在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很难条文化，而在英美这样采用判例法的国家，其法治体系就可以保证上市公司对股民应有的信托责任。有无信托责任是股市能否发展好的惟一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比较完善的股市一个在纽约、一个在伦敦的原因所在。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因为信托责任无法立法，股市大都不能健全发达。没有法律约束，不履行信托责任就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股民信心屡受挫伤；一蹶不振，中国股市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像银广厦，造假之后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经营者并没有因此受到严厉的制裁。立法落后于犯罪，类似的问题自然会相继出现，也是创维此次在香港东窗事发的根本内因。
今天，中国股市若要从美国引进什么制度，不是要引进美国的基金、战略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而是要引进美国股市严格的监管机制。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救中国股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中国的股市还是没希望。
当前中国股市很难建立信托责任，甚至连基本的观念都没有。当前股市的问题不是出在股民身上，而是上市公司对股民没有信托责任。让股民对股市有信心的话，就必须建立起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美国股市为什么能立足于长期投资，正是基于其严格的监管机制。它不敢操纵股价，不敢搞内幕交易，只能透过技术分析来买卖股票。如果你没有数据来支持买卖行为的话，那你就是违法。而事实上，当前中国股市发生的所有问题，诸如官商勾结、内幕交易以及利用银行资金炒股等问题，这些都在1932年以前的美国股市出现过。但随后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他赋予了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美国，证监会的法力是无边的。它可以直接发传票，它可以传召任何人与任何物，而且任何单位都不能拒绝，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在内。此外，美国证监会还可以提起公诉，上至刑法。这些都是为了切实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因此，美国股市才得以从1933年开始步入正轨。
我们一直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的良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证有良心。而且，光靠呼吁道德良心也是没有用的，要有严刑峻法支持才有用，否则的话，股市是永远不会健康发展的。
当前我国股市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投资者没有办法来客观地评价一个上市公司。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一家上市公司是好的，哪一家上市公司是坏的，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打个比方说，目前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才罚多少钱，不过50万元而已，这根本就起不了什么阻吓作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对中国股市没有信心的主要原因。如果你们3年前听了我的劝告，今天你们就不会被套牢了。
（此专访由薛成、韦巍采访整理）
2006/12/09
郎咸平：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
新快报记者 郝帅/文
提起他，总是有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一旦他出现在百姓面前，却总能被欢呼声所湮没。
在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被推举为最受人欢迎和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却连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提名都进不了；他为主流经济学界所不容，但却一直为中小股民撑腰说话。
也许你觉得他勇敢，也许你觉得他幼稚，也许你觉得他满纸荒唐言，也许你为他拍案叫绝，但他对外界的欢呼谩骂从来不在乎，他只想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他就是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郎咸平。
对话
我们培养出的都是非黑即白“人才”
教育周刊：您曾经说过读完本科都没有创造力，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郎咸平：难道不是吗？就像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非黑即白，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大做强，结果我们的高材生就跑过来问我，难道要做小做弱吗？我谈的只是一个规律，只是说明中国企业太浮躁了，做大做强一定会出问题，但不是说要反过来做小做弱，难道就不可以折中吗？其实这个社会90％都是灰色中间地带。
但没有创造力不等于废物，很多岗位都不需要创造力，只要能重复就行了，因为这个社会不可能都是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
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怎么看中国的精英教育？
郎咸平：中国高考制度是一项非常能摧残创造力的制度，有创造力的人都是第一批被高考淘汰。如果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没有创造力的话，我们怎么能期望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我就是精英教育的牺牲者，深受高考体制毒害，所以我创造力还可以（大笑）。
一个民族是否缺乏创造力，只要看他的传统文化就够了，所以中国昆剧、越剧的衰退充分证明了这点，因为艺术是最需要创造力的。
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有问题。我一直强调，一个企业家怎么在国际化中生存下来，一个企业怎么能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独占鳌头？其实不是拼资金、科技、人才，而是需要创造力！创造力，这才是是基础，资金、人才、技术都是服务于战略性创造力思维的，日本衰落了，取代他的居然不是中国，而是韩国。这两年，韩国的企业异军突起，如他们的三星电子。
教育周刊：据我所知，韩国的高考制度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更加苛刻。
郎咸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困扰了我很久。韩国的高考制度的确是扼杀了民族的创造力，这点和中国一样。但是你知道吗？三星电子为了产品外观的设计，专门建立了一个培养手机产品外观学员的学院，专门培养创造力。研发中心提供创造力的培训非常密集，光是手机外观设计人员就有500多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韩国人知道自己民族没有创造力，所以专门去培养这样的人才。其实，创造力不是不能培养的，完全可以亡羊补牢的，但我们是不自知，更遑论培养了。我们的创造力从大宋就开始被扼杀。到现在，我们最喜欢的电视剧《汉武大帝》、《走向共和》这些片子，这其实就是宋朝的理学，理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考据学，这需要什么创造力？我们对一个做饭的女人拍个一、二集就完了，而韩国能拍出80集的《大长今》！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比较喜欢美国的自由经济理论？
郎咸平：中国理解的美国自由经济很简单，认为他是一种无序自由，其实中国才是。我们现在到处都充斥着低水平、重复浪费、恶性竞争，而美国恰好是规划性的、有序的自由竞争，大家要正确理解美国，它的自由竞争是政府干预的，是有计划的。
其实美国最伟大的是它的文化，是它的好莱坞，因为文化是最需要创造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衰退，比古代时还要衰退得厉害。以前很多人去周庄旅游，但现在已经很少了，因为周庄以前的最有价值的老建筑都破坏殆尽了，只知道一味盖新的，当地政府不仅不发扬传统文化，还一味破坏人文文化。
骂可以，但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教育周刊：您支持丘成桐先生骂北大？
郎咸平：我是支持他，大力支持他，他反对北大学霸这件事情的确需要支持，我认为丘教授是有的放矢的。他曾经是我的同事，我的师长和前辈，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我一直很佩服他的学术态度，我认同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是个很诚恳很用功的数学家。
我的观点是，骂可以，但一定要讲究数据。连数据都搞不清楚的学者就不能叫学者，但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没有数据地乱唬人。所以丘教授这种严谨的学者形象需要树立。学者当然是要站出来发言，但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批评企业和政府官员都有理有据。和我一样，我批评谁不是因为我和谁有仇，只是对事不对人。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教育周刊：你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
郎咸平：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所以显得我很特殊。我认为整个社会必须以老百姓为唯一考虑前提，反对一件事是因为它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该干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老总要做好？我反问他，他做好不是应该的吗？他的责任就该他负。但人性总归是自私的，所以我提倡严刑峻法，就是要矫枉过正。
教育周刊：你觉得你能改变吗？ 郎咸平：改变不是最重要的。提出来是前提，如果提都不提才是最可悲的。改革开放28年，我不提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历史越久的国家，潜规则越多，太多积淀取代了游戏规则。在美国，你一笑他就以为你在笑，但在中国，含义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树立规矩和法制。
郎咸平语录 ●与其说是韦尔奇传奇，不如说是韦尔奇泡沫，韦尔奇带给GE股民的是一堆泡沫。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 ●我讲一句大话，假如哪一个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我郎咸平看不出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封剑退出江湖！ ●新的腐败利益集团，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再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牢不可破的改革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然后控制媒体。媒体被其所用，误导群众，然后把这种不合理说成合理，这就是舆论导向。
记者印象 “千万不要介绍我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我被开除了。”如果不是刚刚采访过，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个尖锐的经济学家联系起来。眼前的郎咸平时不时爽朗地笑着，还时不时开着玩笑。
交谈中，我被他的直率冲击着，有时他的棱角锋利，像浑身是刺的刺猬，他看得到、想得到的人都可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但慢慢地，我发现他的攻击是没有倾向性的，就像他说的，对事不对人，在这点上，他有点像个孩子。
他对中国经济文化现状的批评站在绝对的立场上是对的，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中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提出来也不一定能解决。“但一定要提出来，否则就一点没希望了。”郎咸平说。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鲁迅讲起的铁屋子，也许此时振臂一呼使得民众认识到了我们在改革中的诸多弊病，但觉醒了一定是好事吗？能否冲破这个桎梏，谁也不能肯定。
我依然觉得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国情，但郎咸平说，现在的中国需要矫枉过正。 （日京／编制）
金羊网 2006…11…01
發表於 2006/12/09 11：40 PM
2006/12/09
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
主持人：郎教授，作为一位公司金融与治理专家，您一直以来十分积极地致力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产权改革等问题的分析和调查，揭露了很多具有深远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