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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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意味着加大工作量而已。有些至关重要的统计，比如零售额和初请失业金人数都已有按周统计的现成数据，因此这些倒容易办。其它关键数据，象汽车销售或者耐用品（工厂设备、计算机等等）的订单和发货统计，正常来说10天报告一次，或者1个月报一次。库存数据也是一月一报，而且调查数据经常是不准确的，常常要作大修改，更添了估算的复杂性。　
　　有一个填补这些信息鸿沟的方法，那就是打电话。多年来我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客户及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众多公司、同业协会、大学院校和监管机构以及许多只要我们打电话求助便会慨然回应的人们。各家公司会透露机密的订单情况和雇工计划；商业领袖和业内专家会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指导我们。举例说吧，通过这些听来的信息给合诸如原材料价格、进出口情况和交货时间表等等敏感的量度办法，我们有能力获得更为清晰的库存画面。
　　　我们收集的数据仍然只是一些片断而已——远远达不到经济分析局面向公众的GNP计算标准。但却符合我们特定的需要。当经济分析局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得知我们想做的事后，他们积极参与，协助构建我们的分析。经过两三个星期的挑灯夜战，一周一版的GNP系统建立起来了！在此其间，我们的小组人员也做好了于2月初发布的年度经济评估。最后，我终于能够带着最新的真实情况，去面见福特总统，而不必瞎猜了。
　　　打那以后，政策问题变得明朗多了。每周我都会在内阁例会上更新衰退的全面情况。看着10天一期的汽车销量、每周的百货零售额、建造房屋的许可及开工的数据、来自失业保险系统的详细报告以及其它种种数据，我们越来越确信此次是较为温和的经济风暴。原来，消费者们虽然度日艰难，但一直都还在正常购物。而且，消耗库存的速度很快，要不了多久就难以为继了，换句话说，商业库存就要用完了。这意味着生产量马上就得上升，以弥补与消费量差距。
　　　有鉴于此，我告诉总统和内阁：经济衰退就要触底回升了。我胸有成竹地说：“我不能告诉你确切日子，但是，除非消费市场和建房势头意外大滑坡，经济回暖已成定局。”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数据摇摆不定——最后终于出现经济学上罕见的好机会，此时情况已经明朗，接下来发生的事也都在预料之中。因此，到1975年3月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美国正“如期”恢复元气。我作证说，我们又面临一个糟糕季度，该季度失业率可能高达9％，然而，就目前来看，情况有可能“谨慎乐观”。而且我还警告说：过大的开支增幅或减税计划，会过度刺激经济，小心通胀再次盘旋而上。
　　　那年春天，围绕着总统经济计划的政治风暴有目共睹的。国会沉浸在极度恐怖之中，我常开玩笑说，我上国会山进言陈词的时候，必须穿上防弹背心，外加盔甲。《新闻周刊》把我的照片搬上了1975年2月号的封面，冠以标题“跌到何时休？”国会议员亨利·罗伊斯认为福特象1930的赫伯特·胡佛一样，会让大家陷进大萧条，他的话四处传扬：“总统采纳的经济建议和当年胡佛所采纳的同属一类。”当我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露面时，身为主席的爱德·穆斯基坚称政府当局做得“太少太迟”。国会议员会提出了刺激经济的种种议案，使得预算赤字高达800亿美元并且仍有增加趋势，这在当时是惊心动魄的大数目。劳联与产联（译者注：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主席乔治·米尼甚至更加耸人听闻喋喋不休。“美国处在自大萧条以来经济最糟糕的紧急时刻，”他慨然陈词道：“现在局势令人恐慌，不祥之兆日甚一日。这不是另一轮经济衰退，因为二战后的5次经济衰退全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提并论。美国经济远远没有到能自我纠正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措施”。米尼希望政府实行高达1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大幅度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
　
　　有一件事令每个人都很讶异，那就是没有公众抗议。经历十年公民权利和反越战游行之后，每个预见到9％失业率的人都预计街上会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和重重路障，不光美国会这样，欧洲和日本也将如此，因为那些地方的经济问题同样严重。然而这一幕并没有发生。也许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石油危机以及导致石油危机的那十年弄得筋疲力尽了。的确！抗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似乎正以同舟共济的心态共度艰难时光。
　　福特总统顶住各方压力，使他的经济计划最终立法生效（国会确实把退税抬升了差不多50％，每个家庭高达125％）。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曾向公众许诺复苏会在1975年年中出现，而复苏果真如期开始了。国民生产总值象火箭一样窜升——到10月份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年新高。通胀和失业率开始逐渐下降。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仅政治性上纲上线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连种种恐怖预言也很快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7月份，危机已经消退，我们便撤销了每周的GNP紧急监控计划，经济顾问团全体工作人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福特总统顶住各方压力，使他的经济计划最终立法生效（国会确实把退税抬升了差不多50％，每个家庭约为125美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曾向公众许诺复苏会在1975年年中出现，而复苏果真如期开始了。国民生产总值象火箭一样窜升——到10月份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年新高。通胀和失业率开始逐渐下降。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仅政治性上纲上线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连种种恐怖预言也很快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7月份，危机已经消退，我们便撤销了每周的GNP紧急监控计划，经济顾问团全体工作人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解除经济管制是福特当局未受称颂的伟大成就。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当年加在美国商业上的紧箍咒。航空业、卡车运输业、铁路业、公共汽车业、输油管道业、电话业、电视业、股票经纪业、金融市场、储蓄银行业和公用事业——全都在严格管制下运营。运营监视具体到细枝末节。对此，我最欣赏的描述来自于爱说俏皮话的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吉米卡特总统曾任命他为民航董事会的第一把手，他后来以解除航空业管制之父闻名于世。1978年，有一次谈到需要变革时，弗雷德忍不住历数他和董事会必须作出的数以千计的细小决定：“航空出租业可不可以要一架50座的飞机？编外运输机可不可以把马匹从佛罗里达运往东北某地？应不应该让运输班机以包租的价格接送滞留的包机旅客否则班机就要空开？运输机可不可以针对滑雪者引入特别收费而到了无雪的地方退回他们的机票费用？两家航空公司在财务有上下关联，其雇员可不可以穿相似制服？”然后，他看了看国会议员说道：“这是我每天该问的问题吗：这个行动有必要吗？母亲养我长大就是为了做此事吗？”
　　　1975年8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福特总统发起消除这种荒唐之事的运动。他向一群商业界听众承诺，他会“将美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拿走”并且“尽量不让联邦政府插手你们的商业活动，不再涉足你们的生活，不再动用你们的腰包，不再找你们的麻烦”。选择芝加哥似乎是明智之举：取消管制的经济学依据主要来自于弥尔顿·弗里德曼等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异议人士。这些经济学家建立起了规模庞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团体，推广“市场和价格才是社会资源的最佳分配者，而非中央计划人”的理论。自从肯尼迪政府以来、一直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对经济加以“积极管理”；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却主张政府应该少干预，而不是多干预，因为“科学调控”只是人为杜撰的神话而已。此时，经过多年滞胀，工资和价格管制的失败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两党政客开始一致认为政府的微观管理过了头了，是时候少插手了。
　　　实际上，经济政策的重大共识在华盛顿浮现出来了——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的态度渐趋一致。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力求限制通胀，削减赤字费用，减少管制措施，以及鼓励投资。福特的解除管制运动最初瞄准铁路业、卡车运货业和航空业。后来不顾来自公司和工会的大规模反对，国会在几年之内就把这三个行业全都解除了管制。　　　　
　　回“为吗有北京米北瓜”：感谢您关注本贴和建议。我不打算回答您的问题，但没有丝毫不尊重您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认真回答了，就会置您于尴尬境地。只要您仔细看本帖，特别是本帖开头两段文字，想必自已可以找出答案，并且理解我的做法。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复杂，但真要做起来并不容易。谢谢！
　　福特解除经济管制，不管如何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真的，要过好多年，它的大多数益处才会展现出来——比如说铁路货运价格，开始几乎没什么降价。然而解除管制给1980年代的创造性毁灭提供一个波澜壮阔的舞台：AT&T和其他又老又大的公司如恐龙般灭绝解体，诸如个人计算机和隔夜送达快递服务等新兴行业横空出世，华尔街上兼并和收购活动热火朝天，公司重组可谓是里根时代的标志。还有，我们最终会发现，解除管制也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灵活性和韧性。
　　　杰瑞·福特和我日益亲密。他始终坚信经济最需要的是恢复信心和冷静。这意味着远离肇始于肯尼迪任内的冒进干预主义，远离乍兴乍起、政治投机的决策方法，后者在尼克松时代使国家陷入痛苦和动荡之中。福特想让推行政策的步子放慢些，逐渐降低赤字、通胀和失业率，最后取得稳定平衡、持续增长的经济成就。由于这些也正是我的观点，所以经济顾问团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我们不必老是费神揣摩他的念头。我们可以把一个问题归结为一组选项，然后，我拿起电话说：“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了。选项如下。您要选择哪一项呢？是1，2，3还是4？”我们会谈上3分钟，然后结束，根据他的指示，我很清楚他想怎么做。
　　　成为这些事件的中心人物确实让人开心。1976年1月，我帮助吉姆·林恩起草了总统国情咨文演说的经济部分。形势变化很快，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重写。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白宫修改演讲稿，工作到深夜，这可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因为没有文字处理机。于是吉姆说：“我不知道我离开后会是会么感觉。也许我会出到这幢大厦外边，鼻子紧贴着玻璃往里看，觉得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全在做莫明其妙的事。”我们哄堂大笑。不错，我们正用剪刀、胶带和涂改液工作着——我们可是在撰写国情咨文演讲辞啊！
　　　白宫也是对我的网球技艺大有裨益的地方。过了青少年阶段，我就再也没有打过网球了，不过，天气回暖之后，危机倒降温了，我在白宫的网球场上重新开始打网球。球场就在户外，靠近西南门，它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完全被蓠笆遮住。我的对手是能源大亨弗兰克·扎布，他也很长时间没有打网球了。因此我们很幸运没有人在场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