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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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穿过路障重重的街道，驱车直抵美联储，随即投入工作。
电子资金大多流动良好，只是由于民航停飞，老式支票的传输和承兑出现延误。那是个技术问题——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全体职员和各个美联储银行完全有能力给各个商业银行临时追加额外信贷。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聆听，寻找灾难性经济大衰退的征兆。911之前七个月，经济一直轻度衰退，还未摆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不过，情况开始出现转机。此前，我们迅速持续降低利率，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到了8月底，公众关注点已经从经济转向加州国会议员加里·康迪特，该议员的几则声明闪烁其词，事关年轻女子失踪案，完全占据晚间新闻，安德莉娅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闻可供报道。我记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如果电视新闻大多集中在国内桃色事件上，那么这个世界一定状况良好。而在美联储内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到底该降多少。
911之后，来自各个美联储银行源源不断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回事。美联储系统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2家银行组成。每一家美联储银行贷款给本地区的各家银行并加以监管。美联储银行也是美国经济的窗口——银行官员和职员与本辖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收集到的订单和销售信息，胜过每月公布的官方数据。
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全国人民什么钱也不花，除了花钱购买物资，防备可能再度发生攻击。食品、安全装置、瓶装水和保险的销售上升，所有旅行、娱乐、旅馆、旅游和传统商业活动全都下降。我们预料到从西海岸运到东海岸的新鲜蔬菜会因为空运暂停而难以为继，但是很多其它业务如此快地受到重创，还是令我们颇感意外。举例说吧，汽车零部件从安大略省温莎市运到底特律市的工厂，要通过连接这两个城市的河流桥渡，慢得象爬虫——这是福特汽车公司决定暂时关闭5个工厂的原因之一。很多制造商多年前就已经转向“及时”生产方式，不再在工厂里库存零件和材料。有需要时，他们仰仗空运来递送关键零部件。关闭领空和封锁边境导致缺料缺货，产能陷入瓶颈，被迫取消生产班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足马力高速运转。9月14日，星期五，国会批准第一笔400亿美元紧急拔款，并且授权总统武力对付任何攻击我们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布什总统发表也许可算是任内最有影响力的演说，振奋国人的精神：“美国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我们是为世界上的自由和机遇指引方向的最明亮灯塔，”他说，“但是最终——没有人可以挡住它的光辉照耀！”他的支持率飙升到86％，而政治人物们，都成了双党派人士——哪怕仅团结一会儿。众多“奇思妙策”云涌国会山，希望帮助国家重振雄风。有向航空业、旅游业和娱乐业注资的众多计划；有向商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以鼓励投资的大量建议；屡屡提起针对恐怖主义的保险事宜——如何对这样灾难性的事件进行保险？如果有这样的保险，国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为了全面消除这些负面连锁反应，让商业飞机重上蓝天刻不容缓。（国会很快通过一项150亿美元的航空运输拯救议案）但是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怎么注意那些争论，因为我全神贯注于更为宏观的整体形势——对此我仍未明了。我深信答案不在于又大又仓促且代价高昂的表态中。常见情况是：每逢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每位国会议员都觉得他必须提出议案，总统们怀抱有所行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台短视低效而且常起反效果的政策，比如1973年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时期，尼克松总统强行颁布汽油定量供应政策。（该项政策导致当年秋天在美国某些地方排起了购买汽油的长龙）不过，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的14年间，我已经多次见过经济从危机中起死回生——包括我任职才5周时证券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我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储贷业危机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中挺了过来，更别提1990年的大衰退了。我们享受了证券史上最长期的市场繁荣，继而饱尝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痛苦。我渐渐开始认识到美国经济最强大的力量正是它的韧性——吸收破坏力并复原的力量，其方式和步调，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更不会轻易听人摆布。况且在目前的恐怖情势下，还无从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想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观察和等待，直到我们对911的确切后果有更好的了解。这就是我于9月19日下午，在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的一个会议上，向国会领袖们的进言。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会同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前财政部长鲍勃·鲁宾、白宫经济顾问拉雷·林赛在国会大厦靠众议院这边、附属于哈斯特德办公室的一间装潢简单的会议室里开会。立法者们想听取我、林赛和鲁宾关于此次袭击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接下来的讨论极其严肃认真——没有哗众取宠的表演。（我记得我暗自思忖：这才是政府应有的工作态度）
林赛认为恐怖份子严重打击了美国人民的信心，最佳的反制措施就是减税。他和其他人主张尽快给美国经济注入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吓不倒我——约占国家年总产值的1％。但我对他们说，这1000亿美元到底是多了还是少，我们不得而知。不错，航空业和旅游业深受影响，报纸上充斥着各种裁员的报道。不过令人感到神奇的是，9月17号，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在离世贸遗址仅3个街区的地方成功地重新开张了。这是重大举措，给人以昨日重来系统依旧的感觉——可以说我们在美联储东拼西凑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亮点。与此同时，支票承兑系统也恢复正常了，还有，股票市场并没有崩盘：股价只是跌了一下就稳住了，这表明大多数公司并未深陷危机。我对他们说，明智的做法就是继续研究新的方案，过两周再开会，那时我们掌握的情况会更多。
第二天早上，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个公开听证会上，我表达同样意见，力劝大家沉住气：“没有人能够完全估算出911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不过再过数周，恐慌渐渐消失，我们便能较为准确地评估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对近期经济的影响，”我还强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对各次冲击，美国经济变得更有韧性。金融市场取消了管制，劳力市场比过去宽松多了，还有，信息技术在最近取得长足进步，这些都大大增强了经济吸震和复苏的能力。”
其实，对于形势，我算是表面乐观内心忧惧吧。和大多数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一样，我一直预感会发生更多的袭击。这种感觉一般不会公开说出来，但是你看看参议院表决时的一致通过就清楚了：98对0通过对恐怖份子使用武力，100对0通过航空保安条例。我特别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中，核武器是有可能被人从兵工厂偷出来的。我还想到水库可能会遭到污染。不过，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如此悲观的立场，因为如果我把所想到的可能性全部说出来，会把市场吓得半死。我知道我可能谁也瞒不了，不过，市场中的人会听到我的讲话，并说：“我真的希望他说得没错。”
九月底，第一批经济不景气的数据出来了。通常，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新增人数能在第一时间清晰地反映出经济是否出了问题，该人数由劳动部每周统计一次。当月第三周，申请高达45000份，比八月底高出13％。该数据证实了新闻报道中失业人员范围之广、窘迫之深。我仿佛看到成千上万原先在酒肆宾馆度假胜地工作的人们现在生活无着，不知该如何养活自已和家人。我据此得出结论：经济不会很快复苏。这次打击太大了，具有高度韧性的经济也难以承受。
象很多分析家一样，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都在研究经费和减税方面的一揽子提案及相关的数目。对于每个提案，我们想尽办法洞悉细节、估算总额的数量级，有趣的是，它们都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正是林赛当初提出的数额。
10月3号，星期三，我们又在哈斯特德的会议室碰头，还是讨论经济问题。再过了一个星期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更多了——又有51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此刻的我，决心已定。当我还在担心再度发生袭击的那段时间里，是无法知道情况到底会有多糟糕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未雨绸缪保护经济。现在，我对与会之人说：损失已经可以测算出来了，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加以挽回，而且实施经济刺激正当其时。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措施看起来是蛮合适的——够多，但又不至于多得令经济过热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立法者们好象没有异议。
当晚我回家，自以为态度鲜明表述清晰，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这1000亿美元的数字最初可是拉里提出来的啊！因此，当读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似乎全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方面，国会和政府当局对我言听计从的传闻，令我暗喜，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报道又让我如坐针毡。对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我向来不能处之泰然。从早年起，我就视自已为一个幕后的专家，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非号令者。1987年股灾的历练，使我能镇定自若地作出重要的决策。但是哪怕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仍然手足无措。外向——那不是我的性格！
*比如，2001年19月15《时代杂志》报道：“格氏态度之转变予立法者以久盼之绿灯……白宫与两党领袖咸服格氏之衡论：新定之国用与减税总额应为岁入之百分之一也。此数，当有立竿见影之近效，无赤字膨胀之远忧，过则将遽致长期利率之抬升。”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大家眼里我说话很有影响力，但是911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并没有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我此生最糟糕的一个预测也许就是“会再度发生恐怖袭击”之忧，而大家都以为是我开了绿灯的经济刺激，也并没有实施。它陷入政治泥潭裹足不前，直到2002年3月份才出台。这一揽子经济刺激不仅姗姗来迟几个月，而且对公共福利并没起多大作用——它成了一场说来叫人脸红的“政治分肥”闹剧而已。
尽管如此，经济还是自我调整了。工业生产仅仅温和下降一个多月，十一月份便开始走出低谷。到了十二月，经济再次抬头增长，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出现回跌，并稳定在911之前的水平上。美联储的确在其中插了一手，不过，我们只是延续911之前的动作，不断降低利率，让大家更容易借钱和花钱而已。
眼看着自已的预期落空，我并不介意。因为911劫波过后，异乎寻常的经济反应，确认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的经济具备高度韧性，我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所作的乐观陈述已然成为现实！挺过艰难的最初几周后，美国家庭和商业都缓过气来。我不禁自�
